一九四四年一月的重庆，潮湿的雾气如同沉重的裹尸布，将这座战时陪都包裹得密不透风。嘉陵江的水汽渗入骨髓，即便是待在参谋本部那间永远弥漫着桐油和陈旧图纸气味的办公室里，我的膝盖也总是在隐隐作痛。这是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的第一个月，新年带来的并非喜悦，而是一种近乎麻木的、被拉扯到极限的等待。
我的军衔依旧是少将，职务是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自大战爆发以来，我便实际肩负起全部的作战指挥责任。那些名义上的上司和同僚，早已习惯了将目光投向我这间简陋的办公室，等待我做出最终的决断。我面前的巨大沙盘上，犬牙交错的战线已经凝固了太久，久到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这场战争将永远如此持续下去。
一月的第一周，就在元旦那几日令人窒息的应酬和虚假欢庆中度过。我强迫自己挤出笑容，与那些脑满肠肥的后方要员举杯，心中却在计算着前线的弹药基数和粮食储备。待我摆脱这一切，回到属于我的指挥所时，已是一月三日的深夜。
情报汇总如期而至。作战处处长刘斐将军——他是我倚重的左膀右臂，尽管军衔高于我，却对我保持着绝对的服从——面色凝重地将一叠电报放在我的桌上。灯光昏暗，我点燃了一根劣质香烟，烟雾缭绕中，刘斐的声音低沉而清晰。
“次长，新年伊始，敌情异动频繁。北平的岗村宁次（冈村宁次）按兵不动，但根据我们在华北的情报网显示，有至少三个师团的装备和人员，正从关外秘密调往平汉线南段。方向，直指郑州。”
我的心猛地一沉。关外的兵力，那是日本人的战略预备队。他们终于忍不住要动用“北进”的本钱来“南下”了。
“具体番号？”我问。
“初步判明，是第62师团和第63师团的骨干，以及一个独立的战车联队。他们以换防为名，化整为零，正向新乡、安阳集结。”刘斐顿了顿，指了指沙盘上的另一个点，“更令人不安的是汉口。”
他指向武汉行营，那里盘踞着横山勇的第11军。“横山勇的部队近期在洞庭湖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兵演习，课目是强渡大江和山地攻坚。同时，我们部署在南京的人截获了华中铁道会社的运输计划，未来两个月，他们将优先保证军列南下，目的地是长沙正面。”
我站起身，走到巨大的地图前。地图上，从北平到汉口，再到广州的铁路线，被我用粗重的红色铅笔划过。平汉线、粤汉线。这是贯穿中国腹地的南北大动脉。日本人在一九三八年占领武汉后，这条大动脉就被我们从中间斩断了。他们占据着北段（北平至汉口）和南段（广州至韶关），而我们则死死守住中间的连接点——长沙和郑州。
七年来，他们无数次试图打通这条陆上交通线，均被我们挫败。尤其是薛岳将军在长沙的三次大捷，更是打出了国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北有12军，南有11军。岗村宁次和横山勇同时动作，这不是小打小闹。”我的手指顺着平汉线缓缓南移，“他们想干什么？打通大陆交通线。”
刘斐点头：“恐怕是的。欧洲战场的局势，让德国人节节败退。太平洋上，美国人的攻势也日益凌厉。日本人的海上交通线随时可能被彻底切断。他们急需一条从朝鲜半岛直通越南的陆上走廊，将关外和东南亚的资源运回本土，并支撑其在南洋的‘决战’。”
我冷笑一声：“畑俊六（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胃口倒是不小。他以为我们的中央军还是七年前的样子吗？”
话虽如此，我的内心却忧虑重重。我太了解我们前线的实际情况了。
“命令，”我转向刘斐，“一、密电第一战区汤恩伯（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实际指挥），令其立刻停止在豫西的所谓‘整训’，将其主力部队立即向郑州、洛阳、许昌一线收缩，构筑纵深防御。尤其是洛阳，必须死守。二、严令第九战区薛岳，长沙的防御工事必须在春季前再加固一倍。重点是，衡阳。”
我的手指重重地按在衡阳这个点上。衡阳是粤汉线和湘桂黔线的交汇处。如果长沙失守，衡阳将是阻挡日军西进和南下的最后堡垒。
“汤恩伯……”刘斐欲言又止，“次长，第一战区的军纪……尤其是豫中地区，民怨极大。一九四二年的大饥荒，汤部处置失当，军民关系紧张。我担心……”
“我担心的是，一旦日军重兵压境，他那几十万大军会不会一触即溃。”我打断了他。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汤恩伯那张精明而又不可捉摸的脸。此人非我嫡系，手握重兵，向来听调不听宣。但他镇守中原，是屏障重庆的第一道防线，我不得不用他。
“给汤恩伯的电报，用我的私人名义再加一段。”我沉思片刻，“就说，‘中原安危，系于公一身。若再现（一九四二）年之颓势，韩某必亲赴洛阳，效法武侯，挥泪斩马谡。’你我共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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