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五月的第一天，重庆的太阳被浓重的湿气包裹，透射下一种病态的、昏黄的光。参谋本部作战室的空气凝重得几乎无法呼吸。四月三十日傍晚收到的那份“号号作战”训令，如同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以及我面前这幅巨大沙盘所代表的鄂西战区所有人的心上。
横山勇的野心，远超“抢粮”。他要的是石牌，是威胁陪都的咽喉。
我的目光，死死盯住沙盘上那道自宜昌向西、骤然收紧的长江水道。石牌，这个在地图上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点，在接下来的三十天里，将成为决定国运的绞肉机。而我，作为这场豪赌的庄家，已经押上了我手中最精锐的筹码。
五月的第一周，是从南线的崩溃开始的。
正如我四月底的判断，横山勇的计划是三路并进，但他的发动却充满了欺骗性。五月五日，这个日子似乎总与耻辱和战斗相连。凌晨，日军第十一军的炮火，首先在长江北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防线前响起，声势浩大，飞机、大炮，似乎要将整个防线掀翻。
冯治安的电报急如星火，他判断日军主力将由此渡江。
“沉住气。”我对手下的作战处长说，声音因为彻夜未眠而显得异常沙哑，“告诉冯治安，守住阵地，但不准他调动预备队。这只是噪音。”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真正的雷霆，在南面，在洞庭湖的烟波浩渺间。
五月五日夜，就在北线炮火连天之际，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十三师团的主力，在华容、石首一线，利用夜色和暴雨，登上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大量民船和机动火轮。他们像一群幽灵，扑向了洞庭湖西岸我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防线。
第二十九集团军的防线，主要由川军和一些整补不久的中央军部队组成，绵延上百公里，遍布水网、沼泽。这是一个几乎无法防守的地形。
五月六日，天刚蒙蒙亮，安乡、南县的守军，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遭到了日军的猛烈攻击。日军的战术极为老练，他们以小型炮艇搭载步兵炮，沿无数水道强行渗透，重炮则在后方进行火力覆盖。
“日军已在安乡强行登陆！”“南县西面防线被突破！”“番号不明之敌穿插至我军侧后！”
电报一封接一封，每一封都带着血腥味。第二十九集团军的抵抗不可谓不顽强，许多哨所和据点，都是在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后沉寂的。但是，面对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全力一击，这条脆弱的防线还是在二十四小时内，被撕得粉碎。
孙连仲的电话几乎是吼着打过来的：“慈璋！南线顶不住了！王缵绪的部队已经开始溃散！安乡守军怕是……全完了！我请求，立刻调动江防军吴奇伟主力南下增援，否则南线将全线崩溃！”
我抓着冰冷的话筒，闭上了眼睛。我能想象到孙连仲此刻的焦急，他是一个爱兵如子的将领，眼睁睁看着一个集团军在自己面前融化，这种痛苦非人所能忍受。
“孙长官。”我开口，强迫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我四月三十日的命令，依然有效。江防军，一兵一卒不准动。”
“韩夏！”他直呼我的名字，这是极度愤怒的表现，“你这是在用二十九集团军的命，去赌你那个虚无缥|缥渺的判断！如果横山勇的主力真的就在南线，我们都将是罪人！”
“如果石牌丢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罪人了。”我冷冷地打断他，“王缵绪的任务，就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他现在‘崩溃’得越快，横山勇就越会相信，他的主力在南线，他的计划成功了。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你……”电话那头的呼吸声粗重得像风箱。
“孙长官。”我放缓了语气，“我不是在赌。你看地图。安乡、南县失守，日军下一步会去哪里？他们会沿着澧水，扑向常德。而谁在那里等着他们？”
孙连仲沉默了。
“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我替他回答，“我给二十九集团军的任务是‘诱敌’，给七十四军的任务是‘顶住’。你现在要做的，是收拢二十九集团军的残部，在常德外围构筑第二道防线，配合王耀武作战。至于江防，交给我。”
我挂断了电话，感到一阵眩晕。我是在拿数万人的性命做赌注，我是一个冷酷的刽子手。但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唯一的办法。横山勇的“号号作战”，南线是“号”，北线是“号”，而真正的杀招，是那个没有被喊出来的“石牌”。
我转向温毓庆：“命令空军，所有能飞的飞机，不管是要护航的，还是要侦察的，全部给我飞到洞庭湖上空。我要知道山本三男和赤鹿理的屁股现在在哪！他们越是深入，我就越要让他们暴露在阳光下。”
五月的第二周，战局糜烂如预料之中。
安乡、南县相继沦陷。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在付出一定代价后，彻底撕开了洞庭湖防线。他们没有停留，而是分兵两路，一路沿澧水西进，直逼常德；一路则向西南方向穿插，企图切断常德与湘西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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