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山城的秋雾终于带来了久违的寒意。
长江的江水退去了汹涌的黄色，转而呈现出一种深沉的青黛。持续了数月的酷热仿佛一夜之间被这股来自北方的气流涤荡干净，办公室的窗户终于可以整日敞开，但灌进来的风，却带着一种直透骨髓的冰凉。我叫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对我而言，这股凉意非但未能让我紧绷的神经得到丝毫舒缓，反而像是一场决战前的序曲，预示着一个漫长、严酷的冬天，以及那场即将在1943年春天，决定国运的终极血战。
十月底的那几份电报，像几块沉重的烙铁，压在我的心头。
全球战局，史无前例地向我们露出了微笑：阿拉曼、瓜达尔卡纳尔。日本人和德国人，第一次在世界的两端，同时被迎面痛击。
而中国战局，却在此时，被捅出了一个我始料未及的致命窟窿：河南大饥荒。
冈村宁次，这个新上任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正以他魔鬼般的精明，利用这场天灾，对我为“天府”计划（四川保卫战）精心布置的北翼铁钳——汤恩伯（时任副长官）在豫西的几十万大军，发动了一场不见血的、却足以致命的政治与后勤攻势。
我的“天府”防线，在冈村宁次那蓄势待发的“五号作战”兵锋未至之前，竟已有了从内部崩塌的危险。
第一周，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七日。
十一月二日，山城，参谋本部地下作战室。
我紧急召集了一场我称之为“补天”的会议。与会者，是第一战区驻山城联络处的主任、军政部的粮食署署长、军交部的副部长。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被危机压垮的灰败。
“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开门见山，没有丝毫寒暄。我指着墙上的河南地图，那里，已经被我用红蓝铅笔画满了代表灾情和敌情的黑色交叉线。
“汤副长官的电报，你们都看过了。‘人相食’。‘军队断炊’。‘日军开仓放粮，民心浮动’。”我每念一个词，会议室的温度仿佛就降低一分。
“我只问三个问题。”我转向粮食署署长，一个面色焦黄的老人。
“第一，我们手里，有多少机动的粮食？”
粮食署署长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翻开账本：“韩次长。您知道的。自滇缅路断绝，我们全靠‘驼峰’那点可怜的运力。国内的粮食，全靠川、湘、鄂三省。为了‘天府’计划，我们已经在川东和鄂西，建立了六个巨型粮仓。那是……那是保卫山城的命根子。现在，能动用的……不足三万担。”
“三万担。”我重复着这个数字。汤恩伯在河南，有三十万大军，加上数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三万担，不够他一个师塞牙缝。”
“第二，”我转向军交部副部长，“就算我有粮食，怎么运进去？”
副部长抹了抹额头的冷汗：“次长，平汉路、陇海路，全在敌手。我们只能走秦岭的小道，或者从鄂西北绕行。道路……几乎没有。汤副长官的主力，又在伏牛山里。我们……我们就算用尽全部的卡车，一个月……能运进五千担，就是奇迹。”
“奇迹。”我冷笑一声。
“第三，”我最后看向第一战区的联络主任，“汤恩伯，他自己，在干什么？”
联络主任的军服倒是笔挺，但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汤副长官……他……他正在竭力‘就地筹粮’。他……他已经下令，各部队，自行……自行解决。”
“自行解决？”我提高了声音，“说得好听。不就是纵兵抢粮吗！抢那些连树皮都啃光了的灾民吗！”
联络主任低下了头，不敢作声。
我明白了。这就是一个死局。我没有粮，有了粮也运不进去。而我的北翼主力，正在从“保卫者”，堕落成“掠夺者”。
而冈村宁次，这个魔鬼，正在郑州、在洛阳，堆起了如山的粮食，挂出了“皇军仁义”的旗帜。
“诸位，”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听我的命令。”
“第一，粮食署。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立刻从陕西南部、湖北北部，给我再挤出二十万担粮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名目，‘征’也好，‘借’也好。这是死命令。如果导致川东的‘天府’储备减少，我来负责。”
粮食署署长嘴唇翕动，最终还是一个立正：“是。”
“第二，军交部。停止一切不必要的运输。你部所有卡车、骡马，全部集中。从宝鸡、从襄阳，兵分两路，给我往伏牛山里运。我命令第六战区、第一战区，各派出一个工兵团，遇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二十万担粮食，是政治任务。在明年开春前，必须运到。能运到多少，是多少。”
“第三，”我转向联络主任，“转告汤恩伯。我给了他粮。他必须给我管好他的兵。再有纵兵抢掠、甚至投敌换粮的事件发生，从师长到士兵，就地枪决。告诉他，河南的民心，比他的三十万大军更重要。民心垮了，他那三十万人，就是三十万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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