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山城。
八月底那场短暂的秋雨，并未能驱散这座战时首都的积热。长江与嘉陵江的水汽依然蒸腾，空气黏稠得如同未干的胶水。我叫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的办公室，就是这场庞大战争的心脏。而此刻，这颗心脏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一场大手术，做着最精密的准备。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那份来自东京的“五号作战”密电，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预判。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局和中国战场双双陷入僵持后，终于被逼上了赌桌。他们决心在1943年春季，集结重兵，攻入四川，直取山城。
这是他们的“决战”，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决战”。
我看着墙上的巨幅四川地图，那道从宜昌到奉节的、被长江切割出来的险峻峡谷——三峡，在地图上宛如一道深刻的伤痕。
“他们要来了。”我对我的机要参谋陈平说。
“将军，您的意思是，‘天府’会议？”陈平的脸色凝重。
“对。‘天府’。”我点了点头，“去准备吧。九月五日，第六、第九、第五战区的参谋长，还有川康绥靖公署的王瓒绪副主任，必须全部到齐。这次会议，将决定未来一年，是国运昌隆，还是国破家亡。”
第一周。九月一日至九月七日。
“天府”会议，在九月五日的清晨，准时于参谋本部地下作战室召开。这里深藏于山体之内，隔绝了外界的酷热与喧嚣，只有电风扇单调的嗡嗡声，和地图上不断移动的红色标尺。
到会的，都是各自战区的核心人物。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他所代表的战区，是拱卫四川的东大门，首当其冲。第九战区参谋长，第五战区副参谋长，以及代表本地川军势力的王瓒绪。他们风尘仆仆，脸上都带着大战将至的肃杀之气。
“诸位。”我站在巨大的沙盘前，开门见山，“今天请大家来，只为一件事。”
我示意陈平将那份“五号作战”的密电副本，分发给每一个人。
作战室内，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几位久经战阵的将领，脸色随着阅读，变得越来越严峻。
“攻占山城，夺取四川盆地。”郭忏首先开口，他的声音低沉，“好大的胃口。阿南惟几（第十一军司令官）在浙赣刚吃了我们的亏，他有这个胆量？”
“问题是，如果执行这个计划的，不是阿南惟几呢？”我反问。
我走到地图前，拿起一根长长的指挥杆。“诸位请看。日军‘五号作战’的设想，是以其第十一军（驻汉口）为主力，第十三军（驻上海、杭州）一部为助攻。兵力，初步估计，不少于十五个师团。主攻路线，必然是自宜昌、沙市一线，溯江而上，突破石牌要塞，强渡三峡，直捣黄龙。”
我的指挥杆重重地点在宜昌西侧的石牌（Shihpai）要塞。
“这里，”我加重了语气，“就是我们的‘温泉关’。石牌若失，则三峡门户洞开。日军舰队与陆军，将沿江长驱直入，直抵山城城下。”
“韩次长，”王瓒绪站了起来，他代表着川军，神色最为焦虑，“四川盆地，易守难攻。但川军……装备简陋，自抗战以来，精锐尽出。如今留守的部队，多为新编，恐……不堪大战。”
他的担忧，代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这是一场双方都押上全部赌注的决战。
“王副主任言重了。”我平静地看着他，“此战，非川军之战，亦非中央军之战。此战，乃国运之战。我今日召集诸位，不是来讨论‘能不能守’，而是来部署‘怎么守’。”
我的目光扫过全场，作战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宣布，参谋本部‘天府’作战计划。”
“第一，”我指向沙盘，“成立‘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由我亲自兼任总指挥，第六战区郭忏将军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自宜昌至巴东一线所有水、陆、炮、工部队。”
“第二，‘锁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从后方兵工厂，调集所有能调动的重型榴弹炮、加农炮，在石牌、天柱山、偏岩一线，给我构建永久性反炮兵阵地。我已下令，将我们仅有的两个‘要塞重炮团’，秘密东调。同时，命令军政部，立刻组建三个‘水雷总队’，我要在长江的航道上，布下三万颗水雷。日军的军舰，休想有一艘能通过。”
“第三，‘固岸’。”我的指挥杆指向了三峡两侧的高山，“北岸，大巴山脉；南岸，巫山山脉。第六战区的主力，不得集中于江岸，必须后撤，在两翼山地，构建纵深防御体系。王副主任，”我转向王瓒绪，“川军熟悉山地，我需要你们的部队，化整为零，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遍布‘口袋’。日军若在江上，则遭我炮火；若敢登陆，则陷入你们的天罗地网。”
“第四，‘铁拳’。”我的指挥杆移回了沙盘后方，在常德、恩施一带画了一个圈，“我已下令，调集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浙赣战役后已休整）、第十八军（方天部），作为总预备队。他们不参与一线防御，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当冈村宁……当敌军主力被拖在三峡的崇山峻岭中，补给断绝、精疲力竭之时，由我一声令下，给予其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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