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山城，溽暑如同一床厚重的湿棉被，严严实实地裹住了这座城市。长江的水位涨到了警戒线，江风不再带来丝毫凉意，反而裹挟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土腥和湿热，钻进我位于参谋本部的办公室。我叫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这个夏天，我指挥的这场战争，正同时在三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浙赣焦土上的瘟疫与拉锯，印缅丛林边的整训与暗斗，以及……我内心深处，对缅甸惨败那五万亡魂的无尽哀悼。
七月三十一日深夜，那封来自云南边境的电报，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我心中最黑暗的角落。
“……第五军，第二百师残部……两千六百人……携戴安澜将军灵柩……已返抵国境……”
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八月一日，清晨。我无视了所有人的劝阻，甚至没有等待例行的天气简报，便登上了那架老旧的C-47运输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山城在我脚下迅速远去，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去接他们。我要亲自去。
飞机穿过厚重的云层，进入云南高原。昆明机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字荫国）已经焦急地等在了停机坪上。他的军装被晨雾打湿，脸色凝重。
“韩次长！”他快步迎上，一个标准的军礼，“您……您怎么亲自来了！这……太危险了。”
“荫国兄，”我跳下舷梯，握住他的手，我的手因为激动而有些冰冷，“两千六百个活着的弟兄，和一位殉国的将军，他们都回家了。我这个在后方地图上指挥他们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来？”
宋希濂的眼圈一红，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在保山。我派了最好的医生。弟兄们……弟兄们都……不成人形了。”
我们没有在昆明停留，立刻换乘小型飞机，冒着低空的风险，直飞滇西前线的保山。
八月二日。保山。
这里是滇西的最后一道屏障。怒江（萨尔温江）对岸，就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阵地。两军隔江对峙，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当我走进第十一集团军在保山城郊设立的临时野战医院时，那股浓烈的消毒水和草药混合的气味，夹杂着伤口腐烂的腥甜，几乎让我窒息。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
那两千六百个……“活人”。
他们不像军人，更像是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幽魂。他们穿着褴褛的、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军装，许多人赤着脚，脚上布满了溃烂的伤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患有严重的疟疾（打摆子），在四十度的酷暑中，他们却在床上裹着毯子，全身剧烈地颤抖。他们的脸颊深陷，颧骨高耸，眼睛里燃烧着一种非人的、混杂着恐惧、麻木和狂热的火焰。
他们就是戴安澜将军麾下，第二百师的残部。
“将军……韩……韩次长来了……”一名医官颤声说道。
病房里，那些还在发抖、还在呻吟的士兵，仿佛被施了定身法，一瞬间都安静了下来。
随即，几十个还能动弹的士兵，挣扎着要爬下病床。
“不许动！”我大吼一声，声音因为情绪激动而破了音。
我快步走到一个最靠近门口的士兵床前。他太瘦了，军装空荡荡地挂在骨架上。他试图对我敬礼，但那只手，只抬到一半，就无力地垂下。
“弟兄们，”我环视着他们，泪水模糊了我的视视线，“我来晚了。我……韩夏……我对不住你们。”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长官……长官不可……”
“我们……我们回家了……”
病房里，响起了一片压抑的、如同野兽悲鸣般的哭声。这些在野人山中，面对死亡和绝望都未曾落泪的钢铁硬汉，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
“韩次长，”宋希濂把我拉到一边，他的声音同样哽咽，“带队回来的人，是第二百师第五九八团团长，高吉良（我虚构的人物，以戴师长麾下团长为原型）。他……他和其他几个没有染病的军官，正在……正在守护戴将军的灵柩。”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灵堂里，我见到了高吉良。
他大概三十多岁，但看起来像五十岁。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刻满了皱纹。但他站得笔直，像一杆标枪。他的军装虽然破旧，但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
在他身后，是一具简陋的棺木。棺木前，摆着一面弹痕累累、边缘破碎的军旗——第五军第二百师的军旗。
“第五军第二百师五九八团团长，高吉良，参见韩次长！”他用尽全身力气，吼出了这句话。
“高团长。”我走上前，扶住他的手臂。他的手臂，瘦得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
“戴师长……就在这里。”高吉良指着棺木，他的嘴唇在颤抖，“五月二十六日，师长在茅邦（Mogaung）指挥突围时，身负重伤……我们抬着他，一路向北……可……可还是没能……”
“他走的时候，”高吉良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抓着我的手说……吉良，弟兄们……要……要回国。就算我死了……尸骨……也要带回去。不能……不能留在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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