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一周
长沙大捷的消息，如同在沉寂的山城里投下了一颗炸雷，激起的声浪久久不息。连日来，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前线的捷报，用尽了所有赞美的词汇。民众的脸上，也一扫往日的压抑，多了几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就连官邸窗外那几株桂花树，似乎也因这胜利的喜悦，将最后的香气，毫无保留地、浓烈地，倾洒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对我而言，这场胜利的余味，却远比桂花的甜香要复杂得多。它混杂着浓重的血腥味，火药的硝烟味，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对未来的深沉忧虑。
那个自称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最终被带到了我的面前。他叫亨利·斯科特，一个三十多岁的美国人，身材高大，金发碧眼，鼻梁高挺，眼神锐利得像鹰隼。他穿着一身熨烫妥帖的卡其布猎装，与周围略显陈旧的环境格格不入。他身上有一股自信乃至自负的气质，那是属于一个强大、富足、尚未被战火完全灼烧的国度所特有的气质。
“韩将军，很荣幸能见到您。我是亨利·斯科特。”他伸出手，用一口相当流利的中文说道，只是声调有些生硬。
我与他握了握手，他的手掌宽大而有力。“斯科特先生，欢迎来到重庆。”我示意他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徐振国则像一尊沉默的雕像，端着笔记本，坐在我的侧后方。
“将军，整个自由世界，都被长沙的辉煌胜利所震惊。”斯科特的开场白直接而有力，“我的主编特地发来电报，要求我必须采访到这场战役的幕后指挥者。所有人都想知道，装备落后、补给匮乏的中国军队，是如何击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皇军的？这简直是一个军事奇迹。”
他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探究和一丝难以掩饰的怀疑。我知道，在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看来，中国战场上的抵抗，更像是一种悲壮的、绝望的、用人命去填的消耗战，而不是一场可以通过精妙战略取胜的现代战争。
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漂浮的茶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我需要时间，来组织我的语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这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一次重要喊话。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斯科特先生，首先，我想纠正一点。”我放下茶杯，目光平静地迎向他，“长沙的胜利，不是奇迹。奇迹，是上帝的恩赐，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我们的胜利，是用三十万将士的血肉、智慧和钢铁般的意志，一寸一寸，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这里面，没有任何侥幸。”
我的语气很平淡，但斯科特显然听出了其中的分量。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点了点头：“将军教训的是。那么，能否请您具体谈一谈，贵军所采用的，究竟是怎样一种高明的战术？”
“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站起身，走到墙边的巨幅军事地图前，斯科特和徐振国也跟了过来。我拿起说明杆，指向湘北那片被无数红蓝线条覆盖的区域。
“我们的战术，可以被概括为十六个字：后退决战，诱敌深入，侧翼迂回，陷敌围歼。”我顿了顿，看着斯科特脸上略显困惑的表情，知道这些方块字对他来说太过抽象。
我换了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斯科特先生，你见过中国北方的炼钢炉吗？那种古老的、用土砖和泥巴砌成的炉子。”
他想了想，回答道：“在一些资料图片上见过。”
“那就好理解了。”我的杆头在长沙城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长沙，就是我们的炉底。它足够坚固，能够承受住烈火的灼烧。而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这三道防线，则是我们为敌人准备的燃料。我们不会在这些地方与敌人死拼，而是节节抵抗，层层消耗。每一次抵抗，都是在往炉子里添加薪柴，让炉火越烧越旺。同时，每一次后退，都是在引诱敌人这块‘顽铁’，不断地向炉膛深处挺进。”
我的杆头，顺着日军的进攻路线，缓缓向长沙移动。
“当阿南惟几的十万大军，被长沙这座‘炉底’死死顶住，进退不得，并且被我们前期的层层阻击消耗得筋疲力尽之时，他们的士气、体力和补给，都已到了极限。这个时候……”我的杆头猛地从长沙的东西两侧，向中心画了两个巨大的弧形箭头，与北面早已后撤的部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我们这些早已埋伏在炉壁四周的‘鼓风机’，就会同时开动，将最猛烈的‘炮火’，灌入炉膛！将这块顽铁，彻底炼成铁水！我们称之为，‘天炉战法’。”
斯科特的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又无比震惊的表情。他看着地图，嘴里反复念叨着：“Heavenly Furnace... A Heavenly Furnace... My God, this is bril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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