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山城，溽热的空气仿佛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整座城市包裹得严严实实。江上的雾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浓重、黏稠，即便是正午的太阳，也只能投下几缕惨白而无力的光线，让这座战时首都显得格外压抑和沉闷。我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糟糕。自四月底那封“黑云压城城摧”的绝密电报抵达之后，我的整个世界，便被一种濒临窒息的预感所笼罩。
中条山，这三个字，像一块千斤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口。巨大的沙盘上，那条绵延数百里的山脉，在过去几周里，成了我目光唯一聚焦的地方。我几乎是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推演着冈村宁次可能的进攻路线，分析着我军每一个据点的薄弱环节。我发出的那封措辞严厉的电令，如泥牛入海，只换回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几封语焉不详、避重就轻的回电。电报里，他一方面保证“已饬令各部，加强戒备”，另一方面，却又隐晦地表达了前线将领们对于“大规模收缩兵力”可能导致“防区动荡”的担忧。
我能读懂这背后的潜台词：派系林立，积重-返。那些拥兵自重的集团军司令们，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盘，谁都把部队看作是自己的私产。让他们打破建制，统一指挥，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宁愿相信这是一场虚张-势的佯动，也不愿面对一场可能到来的灭顶之灾。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攫住了我。我拥有超越这个时代的战略眼光，我能清晰地看到那把已经高高举起的屠刀，但我却无法叫醒那些装睡的人。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眼睁睁地看着远方的滔天洪水，正向着沉睡的村庄奔涌而来，而我的嘶声呐喊，却被淹没在了无边的黑夜和人们香甜的鼾声之中。
五月的第一周，暴风雨前的死寂。
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重庆城里，照例举行了一些象征性的庆祝活动，但这丝毫无法冲淡笼罩在统帅部上空的紧张气氛。我的办公室内，烟灰缸里早已堆满了烟蒂，浓烈的烟草味混合着地图油墨的气味，令人几欲作呕。从四月底开始，我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离开过这间屋子，累了就在行军床上躺一会，醒了就扑到沙盘前。每一份从北方传来的情报，都像是在为我的末日预言添加新的注脚。
“总长，这是洛阳发来的最新情报汇总。”作战厅长刘斐将一叠文件轻轻放在我的桌上，他的脸色同样凝重，眼圈发黑，显然也已数日未曾安眠。他的军装领口敞开着，透着一丝不属于他平日严谨风格的疲惫。
我拿起文件，逐字逐句地看着。情报的内容，与之前的判断并无二致，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我的神经上敲击的鼓点，越来越急促。日军的兵力集结已经全部完成，超过十万人的部队，像一群嗅到了血腥味的饿狼，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中条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半月形包围圈。他们的炮兵阵地已经前推至我军防御阵地前沿，无数黑洞洞的炮口，正像死神的眼睛一样，冷冷地注视着山上那些对此尚无足够警觉的中国军队。更为详尽的情报显示，日军甚至从华中抽调了工兵部队，在包围圈外围加固道路，这绝不是一场“扫荡”该有的准备。
“前线的部队，有什么反应？”我抬起头，声音因为疲惫而显得有些沙哑。
刘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还是老样子。卫长官再次来电，称‘敌虽有异动，然我中条山地形险要，层峦叠嶂，官兵久经战阵，固有天险可凭，亦有必死之心，当可保无虞’。他还附上了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和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的联名电报，都表达了固守现有阵地的决心。”
“决心？”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几乎要将手中的铅笔生生折断，“匹夫之勇！这是在拿二十万将士的性命当儿戏！冈村宁次打的，根本就不是堂堂正正的攻坚战！他要的是穿插、分割、合围！我们的部队像一盘散沙一样撒在几百里的山地上，通讯靠吼，补给靠人背，各个集团军之间甚至连协同作战的计划都没有！一旦被敌人从结合部切断了彼此的联系，分割包围，那就不是二十万大军，而是二十万待宰的羔羊！”
我的愤怒，在压抑的办公室里回荡。刘斐默默地低下头，他知道我的判断是对的，但在现有的指挥体系下，我们这些身在重庆的参谋，对那些手握重兵、远在天边的封疆大吏们，实在是没有太多有效的约束手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此刻听来是何等的讽刺。
“再给卫立煌发电！”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用我的私人名义。告诉他，这不是命令，这是一个战友的请求。请求他，看在二十万袍泽性命的份上，立刻执行参谋本部的A号预案——全线收缩，固守主峰，以空间换取整合部队的时间！告诉他，冈村宁次的目标，不是骚扰，是全歼！是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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