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五十九师的敢死队员们，端着刺刀，再次冲上阵地时，看到的，几乎是一片焦土。残存的抵抗，被轻易地粉碎。天亮时分，同登据点被我军攻克。
同登的胜利，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谅山的门户。接下来的几天，薛岳指挥东路集团，与日军在谅山外围的层层防线上，展开了惨烈至极的拉锯战。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战壕，都经过了反复的争夺。我军将士，以三比一、甚至五比一的兵力优势，用血肉之躯，去消耗日军的弹药和意志。
与此同时，张发奎指挥的西路集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避开了日军重兵防守的高平，利用熟悉地形的边民做向导，从险峻的丛林小道大胆穿插，成功迂回到了日军的侧后方，一举切断了高平至太原的公路，将高平的日军守备队，变成了一支孤军。
日军第22师团师团长土桥一次中将，在河内的指挥部里，已经焦头烂额。他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军队会如此大规模地主动出击。最初，他还以为这只是一次边境上的骚扰，但当同登失守、高平被围的消息接连传来时，他才意识到，一场灭顶之灾，已经降临。他一边向东京大本营和西贡的南方军总部紧急求援，一边严令谅山守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待援。
重庆的指挥室里，气氛同样紧张。伤亡报告如雪片般飞来。仅仅一周时间，东路集团的伤亡，就已经超过了八千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看着电报，心如刀绞。但我不能表现出任何的软弱。
“告诉薛岳，”我用冰冷的语气，对作战厅长刘斐下令，“伤亡可以补充，时间不能耽搁。我再给他三天时间，必须拿下谅山！否则，军法从事！”
这不是无情的催逼。我知道，我们的后勤补给线，拉得太长，也太脆弱。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一旦日军的援军从越南南方，或者从国内调集过来，我们的“屠龙”计划，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十二月的第二周，利刃出鞘。
十二月八日，在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代价之后，薛岳的东路集团，终于攻克了谅山。这座越南北部的军事重镇，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消息传来，举国振奋。重庆的街头，民众自发地举行庆祝游行，鞭炮声彻夜不绝。汪精卫在南京刚刚粉墨登场建立的伪政权，在这场巨大的军事胜利面前，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但我没有时间庆祝。谅山的攻克，意味着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而最关键的第二阶段，才刚刚开始。
“命令邱清泉，第一机械化军，立即出动！”我向早已枕戈待旦的邱清泉下达了命令，“沿着谅山至河内的公路，全速前进！我不要你恋战，不要你管两翼，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河内！用你的坦克，去碾碎土桥一次的指挥部！”
蛰伏已久的第一机械化军，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獠牙。数百辆苏制T-26坦克、德制“ Panzer I”战车，以及满载着精锐步兵的卡车，组成了一条钢铁洪流，沿着刚刚被鲜血清洗过的公路，向着红河平原，滚滚而去。
与此同时，部署在南宁机场的三个P-40战斗机中队，也全部升空。这些由美国“飞虎队”志愿飞行员驾驶的、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在陈纳德将军的亲自指挥下，扑向了河内上空。
空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爆发了。日军在河内嘉林机场的陆军航空兵，根本没有料到中国空军会主动上门挑战。仓促起飞的日军九七式战斗机，在性能更优越、战术更灵活的P-40面前，几乎不堪一击。
“呼叫塔台，我是鲨鱼一号！咬住了一架九七式，他跑不掉了！”
“注意！三点钟方向有敌机！二号机，掩护我！”
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们夹杂着中英文的、兴奋而紧张的呼喊声。我虽然远在重庆，但通过周至柔转述的实时战况，也能想象出那场空中格斗的激烈场面。蓝天之上，战机在翻滚、追逐，机炮的火舌在闪烁，被击中的日机，拖着黑烟，像折翼的鸟儿一样坠向大地。
仅仅一天的空战，我们就以损失五架P-40的代价，击落了日军二十余架战斗机，并成功炸毁了嘉林机场的跑道和机库。河内上空的制空权，被我们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中。
没有了空中威胁的邱清泉，更是如虎添翼。他的装甲部队，像一把烧红的快刀切入黄油，日军在公路上设置的零星抵抗，被轻易地碾碎。很多日本兵，甚至是在睡梦中，被坦克碾过帐篷，稀里糊涂地成了轮下之鬼。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迅猛的攻势，在中国战场上习惯了追着中国军队打的他们，第一次尝到了被“闪电战”突袭的滋味。
土桥一次彻底慌了。他手里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谅山被歼灭或者被死死缠住。河内城防空虚，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军队的钢铁洪流。他一边组织残余部队，在河内城外仓促布防，一边向西贡的南方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求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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