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卷过北境的山林，发出呜呜的呼啸，仿佛要将天地间最后一丝暖意也吞噬殆尽。抗联根据地的冬天总是来得格外早，也格外漫长。大雪封山，日军短暂的“秋季清剿”被挫败后，双方似乎都暂时蛰伏起来，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下一个回合更残酷的搏杀。这是一段难得的、紧绷弦丝稍作松弛的间隙。
然而，人的精神却不能永远只沉浸在战斗和戒备的紧张之中。尤其是在这苦寒的冬季，当军事行动因恶劣天气而大幅减少时，一种不同于物资匮乏的“饥渴”——对精神食粮的渴求，开始在根据地军民之间悄然蔓延。
最初的火种，是由王小草点燃的。
这个曾经怯生生、连电台按键都不敢用力按的小姑娘，在战争的磨砺和林晚秋的悉心教导下，早已褪去了青涩，变得沉稳而干练。她识的字多了，看的电文多了，心中那份想要更多人摆脱蒙昧、明理知义的愿望也愈发强烈。
一天傍晚，她找到正在核对药品清单的何秀兰和刚刚巡哨回来的林晚秋，有些紧张但又无比坚定地说：“何大姐，林姐，俺……俺想办个识字班。”
何秀兰抬起头，温和地问：“识字班？教谁呢？”
“教咱们队里还不识字的同志，也教……也教村里想学的老乡。”王小草的脸冻得红扑扑的，眼睛却亮得惊人，“俺看好多战友，打仗勇敢得很，可家信都得求人念、求人写。村里的大爷大娘、兄弟姐妹，更是大多不识字，咱们贴的布告、发的传单，他们都看不明白。俺觉得，要是大家都能认字，就能更懂咱们为啥打仗，劲儿更能往一处使！”
林晚秋放下手中的笔，认真地看着王小草：“小草，这个想法很好。但办起来不容易，教材、笔墨、场地，都是问题。而且现在天寒地冻的……”
“俺都想过了！”王小草急忙说，“教材俺可以自己编，就用桦树皮，或者找些废纸。笔墨……锅底灰兑水就能当墨，树枝削尖了就能当笔！场地更简单，哪个帐篷有空就在哪，或者晴天就在避风的山坳里！林姐，何大姐，俺不需要别的，就想……就想得到你们的支持。”
何秀兰和林晚秋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赞许和支持。何秀兰拉过王小草冰凉的手，握在手心里暖着：“好孩子，这是大好事！大姐支持你！卫生队这边有些用不完的旧本子，我给你找出来。需要我帮忙教，我也能去讲讲卫生常识。”
林晚秋也笑了：“通讯队有些报废的电报纸，背面还能写字，都给你。我也可以去教教怎么认地图、看懂简单的指令。这事我跟司令员汇报，他一定会同意。”
杨靖宇得知后，果然大力支持。他特意拨出了一顶较为厚实的小帐篷作为固定的“识字班”教室，虽然里面依旧寒冷，但至少能挡风雪。他还风趣地对王小草说：“王教员，以后咱们抗联的队伍里，不光要出战斗英雄，也要出文化人！你这个头带得好！”
识字班就这么办起来了。最初只有寥寥几个好奇的小战士和村里两个半大的孩子。王小草一点也不气馁，她用锅底灰调成“墨”，用树枝蘸着，在粗糙的纸片或刮平的桦树皮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人”、“口”、“手”、“抗日”、“救国”、“家乡”等最简单的字。
她教得极其耐心，往往一个笔画要反复示范很多遍。没有统一的课本，她就根据大家的实际需要编。教战士，就多教“武器”、“方向”、“纪律”、“胜利”；教老乡，就多教“粮食”、“土地”、“公平”、“和平”。她还会把一些抗日英雄的事迹编成小故事，写在桦树皮上，既学了字，又懂了道理。
渐渐地，识字班的名声传开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过来。白天要训练、要劳作的战士们，晚上会冒着寒风赶来，就着微弱的油灯光芒，笨拙却又认真地握着“笔”，在“纸”上描画。他们中很多是穷苦出身，从未有机会触碰文字，如今能歪歪扭扭写出自己的名字，能认出常见的口令和标语，那种喜悦和自豪，溢于言表。
小石头也成了识字班的常客。他虽然机灵，但也没正经念过书。现在他学得格外卖力，因为他记得陈青山说过，等胜利了要教他修表，开钟表铺子。“要是连个字都不认识，咋学看图纸？咋记账？”他这样对自己说，学习劲头比谁都足。他还主动帮王小草维持秩序，教那些比他更晚来的战友，俨然成了“王教员”的助教。
看到战士们求知若渴的眼神，听到帐篷里传出的朗朗跟读声，杨靖宇、陈青山等人都倍感欣慰。陈青山对林晚秋感叹：“以前只觉得拿起枪就能打鬼子，现在明白了，拿起笔，唤醒更多的人，同样重要。小草这事，办得真有意义。”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股文化的溪流也在根据地缓缓流淌起来。源头，则在何秀兰那里。
战斗间隙，卫生队里总是弥漫着伤痛和压抑的气息。何秀兰深知，药物能治疗身体的创伤，但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同样不可或缺。她想起小时候听母亲哼唱的民歌小调，旋律简单，却朗朗上口，饱含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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