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病房内那场无声的交流所带来的微弱暖意，尚未能穿透笼罩在江城上空的厚重冰层。就在军方和警方的调查在技术层面取得关键突破、苏晴艰难撬开知情者之口的同时，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更为广阔的舆论战场上，已然激烈上演。
张家庞大的金钱和人脉网络，如同高效运转的机器，开始展现出其惊人的能量。一夜之间，网络舆论的风向开始发生微妙而确凿的偏移。
清晨，当人们再次打开手机或电脑，试图关注“状元劫匪”事件的最新进展时，会发现一批新的“重磅报道”和“深度分析”悄然占据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位置，或被诸多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账号转发推送。
这些报道的标题不再像最初那样猎奇和惊悚，反而显得格外“正面”、“理性”甚至“充满关怀”：
**《悲剧背后的反思：青少年心理疏导刻不容缓》**
**《以暴制暴不可取，法律底线不容触碰》**
**《关注高考生压力，莫让分数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江城一中心理专家访谈：如何识别和帮助潜在问题学生》**
**《论健全人格培养与应试教育的平衡》**
光看标题，充满了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无可指摘。然而，点开内容，细细品读，一股精心编织的引导意图便扑面而来。
一篇刊登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夏青年观察》网站上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颇具代表性。文章开篇先是对银行事件表示“震惊与痛心”，对受害人质表示“深切同情”，随后笔锋一转，开始深入“剖析”事件根源：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青少年极端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性：当事人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隐疾或人格缺陷。他们或因家庭变故缺乏关爱，或因性格孤僻难以融入集体，长期沉浸于自我世界，内心敏感而脆弱，对外界评价抱有极端的恐惧或敌意。一旦遭遇看似无法逾越的挫折（如本次事件中的高考失利），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便可能以极端 destructive 的方式爆发出来，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文章巧妙地将“高考成绩问题”替换为“高考失利”这一模糊概念，将“指控被顶替”这一外部施加的巨大不公，悄然转化为当事人内部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挫折感”。
紧接着，另一篇由某知名心理咨询机构首席专家署名的文章，则从“专业”角度进行“诊断”：
“…根据已披露的有限信息（如当事人孤儿背景、性格内向、近期行为异常等），我们倾向于认为，该学生可能存在偏执型人格倾向或遭受重大创伤后的应激障碍。这类个体往往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外部迫害，坚信自己遭受了不公待遇，甚至可能编织出完整的‘被迫害叙事’来合理化自身的失败和行为…这提示我们，家庭和学校需要建立更有效的心理健康筛查和干预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为‘品德败坏’…”
这些看似“科学”、“客观”的分析，实则将李凡的指控不动声色地定性为一种“病态的妄想”，一种用于“合理化自身失败”的叙事。绝口不提成绩真伪的实质性调查，而是将焦点成功转移到了“心理健康”这个看似正确却避重就轻的话题上。
同时，一批渲染“法律威严”和“秩序重要性”的文章也开始密集出现：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以暴力手段威胁公共安全、践踏法律尊严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是文明社会的基石！我们对受害者抱以同情，但对犯罪行为绝不能姑息！法律的天平不会因任何人的悲惨遭遇而倾斜…”
这些言论占据道德制高点，将李凡完全置于“罪犯”的位置，巧妙地利用公众对暴力的天然反感，压制任何对背后原因深入探究的声音。
而关于张浩和高考舞弊的疑云，在这些“正面”报道中，要么被完全忽略，要么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至于网络上某些未经证实的、针对另一位优秀学生的指控，笔者认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进行恶意揣测和传播，以免造成二次伤害。我们理应相信教育系统的公平性和严谨性，一切应以官方调查结论为准。”
他们甚至反过来利用“网络暴力”、“保护未成年人”的话术，将张浩塑造成了一个被“疯子”无端指控、深受其害的“完美受害者”形象。几张张浩之前参加数学竞赛获奖、或是与同学“和睦相处”（显然是摆拍）的照片被刻意放出，与银行里李凡疯狂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水军和受控的评论区更是蜂拥而上：
“说的太对了！心理有病就去治啊！报复社会算什么！”
“支持严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心疼那位状元小哥，无端被疯子盯上，吓坏了吧？”
“现在的教育就是太看重分数，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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