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华北平原，暑气已经像浸了油的棉絮，沉甸甸压在人心上。
林雨潇佝偻着腰，手里的锄头被日头晒得发烫，每刨一下都带起一股混着汗味的干土。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的小腿上布满蚊虫叮咬的红点，还有几处被田埂上的荆棘划开的细口子，沾了泥，隐隐发疼。
生产队的打谷场就在不远处，几个社员蹲在树荫下歇晌，目光扫过来时，总带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有鄙夷，有畏惧，更多的是事不关己的淡漠。
自从半个月前，他被押着在县城游了街，“林雨潇”这三个字就牢牢在全县的田埂、街巷里被人嚼来嚼去。
这事的由头，说起来他不过是在知青点跟几个孩子讲了语文语法，偏就被顾北哲听了去，断章取义，抓着由头，把林雨潇批斗。并连夜就往县革命委员会跑，添油加醋说他“贬低伟人”。
县革委会正缺“典型”，当即就拍了板。
第二天一早，林雨潇还没来得及洗漱，就被王玉岩带着两个戴红袖章的人从知青点揪了出来。麻绳勒得手腕生疼，他被推搡着塞进一辆驴车，一路颠簸着进了城。
批斗会设在县剧院的广场上，台子搭得简陋，红漆写的“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歪歪扭扭。
林雨潇和另外几个被揪出来的“分子”站成一排，脖子上挂着大木牌，头被人按着往下低，身子几乎要低到地。
台下的人群喊着口号，有几个半大的孩子，竟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往他们身上砸。
王玉岩就站在台侧，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胸前别着枚毛主席像章，腰杆挺得笔直。
他时不时凑到革委会干部耳边说些什么，每说一句，那干部看林雨潇的眼神就更冷一分。林雨潇余光瞥见他嘴角那抹藏不住的得意，只觉得心里像被塞进了一把碎玻璃，又扎又凉。
批斗会结束，便是游街。几个人被用绳子串在一起，在县城的主要街道走了整整一下午。
他不敢抬头，却能清晰地听见周围人的议论：“这就是那个的知青？看着文绉绉的，心思倒坏”“听说还是个高中生呢，读了书倒学会反对伟人了”……
那些话像针一样，密密麻麻扎进他心里。，现在道理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一旦被贴上标签，就只能任由人评说。
被押回生产队时，天已经擦黑了。知青点的那间土坯房，他是回不去了。
队长早就发话，让他搬到村西头废弃的房尾里住，说是“方便监督”。
房子低矮潮湿，墙角堆着发霉的草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粪味和霉味。他往草堆上一躺，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手腕上的勒痕已经紫黑，一碰就疼。
更让他寒心的是昔日的伙伴。之前常一起讨论文学的老张，见了他就像见了瘟神，远远地就绕着走；
还有那个总爱找他请教的小李，居然在社员大会上发言，说“林雨潇早就不对劲了，私下里总说外国的书好，分明是被资本主义腐蚀了”。
那些无中生有的话，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他真的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生产队派了个姓刘的老汉监督他，老汉是个寡言人，倒不怎么刁难他，只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下地干活，老汉就蹲在田埂上抽烟；
他回牛棚歇着，老汉就守在门口。
社员们更是避之不及，浇水时见他过来，就赶紧把水桶往另一边挪；
分饭时，炊事员舀给他的粥，永远是最稀的那一碗，里面几乎看不见米粒。
他就像一滴水掉进了滚烫的油里，连一丝涟漪都没激起，就被彻底排斥在外。
白天顶着日头干最累的活——挑粪、挖沟、拉犁，哪样重哪样来；
晚上躺在冰冷的草堆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狗吠，只觉得人生一片灰暗。有时候他会想，是不是真的像王玉岩说的那样，自己错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几天，林雨潇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颧骨凸起，身上的蓝布褂子空荡荡挂着，风一吹就晃。他很少说话，也很少抬头，只是机械地干活、吃饭、睡觉，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这天夜里，格外闷热。白天刚割完一亩地的麦子，林雨潇累得沾着草堆就睡着了，连身上的泥都没来得及拍掉。
迷迷糊糊中，只觉得空气越来越闷，胸口像压着块石头，耳边隐约有雷声滚动，远得像在天边。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急促的电闪划破夜空，紧接着“轰隆”一声惊雷，震得牛棚的土墙都微微发颤。林雨潇猛地惊醒，浑身打了个激灵，额头上全是冷汗——不是吓的，是热的，也是闷的。
他正要翻身，忽然觉得有人轻轻推了推他的胳膊。那力道很轻，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不像是监督他的老刘头——老刘头年纪大了，手脚粗笨，推人从来都是实打实的。
林雨潇心里一紧，猛地睁开眼。
昏暗中，借着窗外偶尔闪过的电光，他看清了来人——是苏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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