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刚进腊月，村里王老二的媳妇病了。起初大伙儿还当是癔症——白天还好好的，剁酸菜还跟隔壁李婶子唠嗑，说今年的猪油熬得格外白。可到了掌灯时分，她突然就不对劲了。
最先发现的是王老二。他媳妇本来蹲在灶坑前烧火，突然整个人僵在那儿，脖子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似的，一点一点往后拧。王老二还开玩笑：“你瞅啥呢？”话音没落，他媳妇就开了腔——那声音压根不是她的，粗得像个老爷们，还带着股说不出的阴寒调子：“这屋……暖和。”
王老二的腿肚子当时就转了筋。
消息是半夜传开的。我们那儿屯子小，谁家狗叫两声全屯都知道。我跟爹去的时候，王家庭院里已经站满了人，没人敢进屋，都隔着窗户往里瞅。屋里点着两盏煤油灯，火苗子一窜一窜的，照得墙上的人影忽大忽小。王老二媳妇盘腿坐在炕上，脑袋耷拉着，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说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那笑声尖得扎耳朵，不像人，倒像腊月天冻裂的木头。
“这是冲着啥了。”有人小声嘀咕。
“得请关大姑。”
关大姑住在十里外的靠山屯，是这一带最后一个萨满。那年她六十七了，脸上的褶子像干涸的河床，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亮得瘆人——看人的时候，你觉得她能把你肚子里那点弯弯绕全瞅清楚。她平时不怎么出手，说是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但王老二跪在她家门口磕了三个响头，把额头都磕出了血，关大姑这才叹了口气，拎起炕头那个落灰的鹿皮袋子，跟着来了。
她是第二天傍晚到的。
那天傍晚没风，天压得很低，云彩像发霉的旧棉絮。关大姑进屋的时候，院子里的人自动让开一条道。她个子不高，穿着件靛青色的棉袄，头上包着黑头巾，看着跟普通老太太没啥两样。可她一进门，屋里那两盏油灯的火苗子齐刷刷往下一矮，接着又猛地蹿高，蹿得比原先还旺。
炕上王老二的媳妇本来还在哼哼，突然就不哼了。
关大姑站在门槛里头，没急着动，就那么站着，眼睛盯着炕上的人。盯了足足有一袋烟的工夫，她才开口：“下来。”
就俩字。
炕上那人浑身一哆嗦，紧接着喉咙里发出一串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卡在里头。王老二吓得往后退了两步，被我爹扶住了。关大姑没理他，慢慢解开鹿皮袋子，从里头摸出一根鞭子。
那鞭子我头一回见。三尺来长，鞭杆是牛骨磨的，油黄透亮，磨得溜光水滑，一看就是有些年头了。鞭梢是牛皮拧的，一根根细得像麻绳，但每一根都绷得紧实，泛着暗红色——后来关大姑的徒弟跟我说，那是老辈子传下来的“神鞭”，使了一百多年，沾过的东西多了，自然就那颜色。
关大姑把鞭子握在手里，也不说话，就那么站在屋子当中。屋里静得能听见煤油灯芯烧炸的噼啪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觉得身上一阵发冷——不是从门窗缝钻进来的那种冷，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后脊梁的汗毛一根根全竖了起来。
“还赖着？”关大姑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冰碴子。
炕上那人猛地抬起头，脸上挂着一种我从来没见过表情——嘴角往上扯，扯得变了形，眼睛却往下耷拉，露出的眼白比眼仁多。她就那么看着关大姑，喉咙里又发出那种咕噜声，这回我听清了，像是有人憋着笑，又像是狗护食时的低吼。
关大姑动了。
她右手一扬，那根鞭子在空中划了个弧，发出“呜”的一声响——那声音不像是牛皮抽空气，倒像是什么东西在惨叫。第一鞭落在炕沿前半尺的地方，什么也没碰着，可炕上那人却惨叫一声，整个人往后一仰，像真被抽中了似的。她本能地捂住胸口，棉袄上赫然出现一道红印子，横着从左边锁骨拉到右边肋下，隔着衣服都看得清清楚楚。
院子里的人倒吸一口凉气。
关大姑没停。第二鞭又抽出去，这回是对着炕里头的空处。鞭梢炸响的同时，炕上那人从炕头滚到炕梢，捂着后背惨叫，那声音已经不是人了——尖利、凄厉，还带着回音，像在山洞里喊话那样嗡嗡的。她背上的棉袄又炸开一道口子，露出的棉花都是焦黑的，底下的皮肉红得发紫。
“第三下。”关大姑说这话的时候，嗓音突然哑了，像是跟谁在较劲，额头上的青筋都暴起来。
鞭子抽在炕沿正上方的空气里。
这一鞭我没听见响声。准确地说，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但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人拿铜锣在太阳穴上狠狠敲了一下。炕上那人直挺挺地往后一倒，“咚”的一声砸在炕上，嘴里喷出一口白沫。与此同时，屋里的两盏油灯同时灭了，院子里有人吓得叫出声来。
黑暗里，我听见关大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口气拖得很长很长，像是憋了很久终于吐出来。接着是划火柴的声音，她重新点着了一盏灯，端着走到炕前，低头看了看昏死过去的女人，又抬头朝屋角瞟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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