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3年的事。黑龙江的冬天，零下三十度，尿撒出去在半空就结了冰。可老韩家那三间土坯房里，却热得邪乎——不是炕热，是从骨头缝里往外蒸的热。
关大姨进门的时候，那小子已经在炕上捆了两天了。
“多暂开始的？”关大姨解下头巾，露出花白的头发。她七十多了，脸上褶子像干裂的河床，可那双眼珠子，黑洞洞的，往里瞅不见底。
韩家媳妇跪在地上不起来：“三宿了，大姨，三宿没消停。先是学狗叫，后来——后来就说话，不是他说，是别人在他肚子里说……”
话音没落，里屋“哐”一声巨响。接着是嚎，不是人嚎，是狼嚎，又掺着点小孩哭，尖溜溜的，听着像有人拿指甲划玻璃。
关大姨进屋的时候，我看见那小子了。
二十三四岁，瘦得像根麻秆，光着膀子叫四个人按着。他脑袋往后仰成个直角，脖子上的筋绷得像要断了，嘴张着，黑洞洞的，从里头冒出来的声音却是个老太太：
“……我不走！我不走！这是我屋！这是我炕！”
关大姨站定了，也不说话，就那么瞅着他。
那小子——不，那老太太——突然不叫了。脑袋咔吧一声正过来，眼珠子往上翻，只剩俩白眼仁对着关大姨。
“你瞅啥？”肚子里的声音问。
关大姨笑了，露出发黄的假牙：“瞅你咋的？”
就这一句话，屋里头温度骤降。我站在门边，后脊梁的汗唰就凉了，像有人拿冰溜子顺着脊椎往下划。
那小子从炕上弹起来。四个人全飞了出去，撞在墙上，闷响。他站在炕沿上，两条胳膊垂着，脑袋歪着，眼珠子还是白的，可我能觉出来——他在笑。
关大姨从怀里掏出一根绳。
红绳。不是那种鲜艳的红，是褪了色的、像在血里泡过又晒褪了色的红。小拇指粗细，一庹多长，两头打着古怪的结。
“捆仙绳。”韩家媳妇倒吸一口凉气，“真是捆仙绳……”
那小子——那东西——往后退了半步。
关大姨往前迈一步。她七老八十的人，走起路来却没声。那双黑棉鞋踩在地上，像踩在棉花上。
“你走不走？”关大姨问。
肚子里的声音开始骂。骂得难听，从祖宗十八代往下数，数到一半，关大姨动了。
她手一抖，红绳像活了一样，蛇似的窜出去。那东西想躲，可绳比他快，嗖嗖嗖三圈，把他连胳膊带身子捆在屋当中的柱子上。
接着我听见了“滋滋”声。
像烙铁按在湿牛皮上。那红绳勒进去的地方，冒青烟。一股臭味弥漫开来，不是烧焦的肉味，是更深的、更腥的、像从烂泥塘最底下泛上来的臭味。
那东西叫得都不像声了。
他挣，拼命地挣，挣得那根柱子都晃。房梁上的灰噗噗往下掉。可红绳越挣越紧，紧到勒进肉里去，紧到他脸从白变红、从红变紫，眼珠子鼓出来，上面爬满血丝。
关大姨盘腿坐下，拿出一面鼓。
那鼓也旧，皮面黄得发黑，铜铃锈得发绿。她敲第一下，我心脏跟着蹦一下。敲第二下，窗户纸哗啦啦响。敲第三下——
那东西不挣了。
他开始哭。哭得像个孩子。哭得鼻涕眼泪糊一脸。哭着哭着，肚子里的声音没了，他自己的声音出来了，细得像蚊子：
“大姨……大姨救我……我冷……我冷……”
关大姨没停。鼓点越来越密，密得像夏天的暴雨，砸在铁皮上，砸在人心上。她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懂，不是汉语，也不是满语，是更古的、像风刮过石头缝的声音。
那红绳上的青烟越来越浓。
那东西的哭声越来越弱。
忽然，绳子自己松了。
“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蜷成一团，死蛇似的。那小子顺着柱子出溜下来，瘫在地上，软得像滩泥。
屋里安静了。
安静得能听见雪落在院子里的声音。
关大姨收起鼓，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她走过去，蹲下，翻开那小子的眼皮看了看。眼珠子回来了，黑的归黑，白的归白，就是没神，像死鱼。
“没事了。”她站起来，“熬点小米粥，养两天。”
韩家媳妇跪着磕头，脑门撞地砰砰响。关大姨没拦，径直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根柱子。
我也看了一眼。
柱子上留着三道印。深深的，黑红色，像火烧过的烙印。从那以后三年，那印子都没褪。
我追出去，问：“大姨，那到底是啥？”
关大姨系上头巾，脸埋在阴影里。
“你猜那小子住那屋，以前是谁的？”
我说不知道。
“他奶奶的。去年死在那铺炕上，死的时候没人送终，眼睛没闭上。”
雪下大了。关大姨走进雪里，走得很快，不像七十多的人。我站在门口，冷风往脖子里灌，可我没动。
因为我忽然想起来——那小子刚才被捆在柱子上的时候，脑袋一直冲着西墙。
西墙上，挂着一个老太太的黑白照片。
第二天韩家媳妇告诉我，照片自己掉下来了，玻璃框摔得粉碎，里头的相纸却不见了。找遍了屋子，没有。
而她婆婆的坟，在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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