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蹲在路边,烟头在嘴唇上抖。
农历七月十四的夜,没有月亮。道边的杨树像一排烧焦的骨头架子,叶子哗啦啦响,响得人心底发毛。他脚下是个蛇皮袋子,里头装着刀纸和一只公鸡。公鸡不叫唤,从出城到现在就不叫唤,缩在袋子底,眼珠子通红,像两粒熟透的花椒。
老人说,三岔路口是阴阳路。东南西北都通,哪边来的都接着。
马成今年四十一,三年前从沈阳城里出来时,皮包里还揣着三千块钱。如今连皮包都卖了。媳妇把结婚证撕了,扔在他脸上,说马成你是个废物。他捡起来,一片一片对好,压在枕头底下。那枕头半个月没睡过人——他睡沙发。
烟烧到手指,他才回过神。
远处传来狗叫,一声一声,叫到第七声突然断了,像被人掐住脖子。马成头皮一紧,手里的烟头掉在地上,溅起几点火星。他抬头看,三岔路口起了雾。
那雾不是从地面升起来的,是从半空往下压,像谁在天上筛面粉。雾里头有影子,一个一个,立着不动。马成眨眨眼,影子没了。再眨,又有了。他想跑,腿却不听使唤——两条腿像灌了铅,膝盖里头嘎巴响。
“来都来了。”
他听见自己说话,声音不像自己的,像从别人嘴里借来的。
划火柴,点纸钱。火苗蹿起来,是蓝的。蓝火不烤人,马成伸手去试,指尖凉飕飕,像伸进井水里。纸灰往上飘,飘到一人高,突然横着飞,往三岔路口正中飞。飞着飞着,就没了。
公鸡在袋子里动了一下。
马成解开袋子口,公鸡窜出来,没跑。它站在地上,脖子一伸一缩,对着雾里叫了一声。那声音不像鸡叫,像婴儿哭。
雾就散了。
雾散处,露出一个集市。
灰蒙蒙的集市,棚子歪歪扭扭,摊子上摆着东西,看不真切。有人在走动,走得很慢,像在水底下走。马成竖起耳朵听,听不见脚步声,听不见说话声,什么都听不见——连自己的心跳都听不见了。
他低头看胸口,胸口还在起伏,可心跳声没了。
一个老太婆站在最近的摊子后头,穿着藏青大襟袄,头发梳得光溜溜,在脑后挽个纂儿。她脸上没皱纹,可马成知道她老——那种老法,是骨子里的老,像老榆树皮那种老。她朝他招手,手指头像五根干柴。
马成走过去。腿轻了,脚底下没根,像踩着棉花垛。
摊子上摆着碗。破碗,豁口碗,碗底有裂纹的碗。老太婆指指公鸡,又指指碗。
“换?”
马成张嘴,发出声音。声音是有的,可听不见,像被人捂住了耳朵说话。老太婆点点头,把碗推过来,又指指公鸡。
公鸡蹲在地上,红冠子耷拉着,眼珠子不再通红,变成了灰色。
马成把公鸡拎起来,放在摊子上。公鸡不动。老太婆伸手摸摸鸡冠,鸡就倒了,像一摊泥倒在摊子上,羽毛塌下去,眼珠子闭上。
她把碗塞进马成手里。
那碗冰凉。不是一般的凉,是往骨头里渗的那种凉。马成低头看,碗底有花纹,像几条鱼,又像几个字,看不清。他抬头想问,老太婆没了。摊子没了。集市没了。
三岔路口还是三岔路口。雾散了。月亮出来了。
马成站在路边,手里攥着个破碗。
回家路上,他把碗揣在怀里。碗贴着肉,凉气往里钻,钻得他打哆嗦。可进了城,凉气就没了,碗开始发热。热得不厉害,像刚出锅的窝头,温温的,贴着心口。
第二天,有人敲门。
债主。马成欠他八万,还了两万,剩下六万说好年底还。债主进门没骂人,坐下抽烟,抽了三根,说:马成,我那笔账,公司说抵税用,你不用还了。
马成愣住。
债主走的时候拍拍他肩膀:你运气来了。
真是运气来了。第三天,三个月没开张的生意,来个客户,定金二十万。第五天,另一笔烂账要回来了。第十天,新订单排到年底。马成租了办公室,招了人,换了车,搬了新家。
搬家那天晚上,他找那个碗。找不着。
媳妇说,什么碗?没见着。
马成没在意。生意忙着呢。
两个月后,他发现自己丢了块表。
那块表是丈母娘送的,不值钱,可戴了十年。他记得放在床头柜上,没了。媳妇说,你自己乱放,找找。找了,没有。
三个月后,丢了沙发。
真皮沙发,新买的,一万八。早上还在,晚上下班回来,客厅空了。媳妇说,不知道啊,我在厨房做饭,没听见动静。马成报了警,警察来看了,说没撬门痕迹,怪事。
警察走了,马成坐在餐厅地上抽烟。抽着抽着,他想起那个碗。
他翻箱倒柜地找,把新家翻了个底朝天。没有。
后来就习惯了。
每赚一笔钱,家里丢一样东西。赚三十万,丢了电视。赚五十万,丢了床。赚八十万,丢了冰箱。丢东西的时候没人看见,没动静,没痕迹。就像那东西本来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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