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冬天，东北小城白山镇冷得连乌鸦都不敢张嘴叫唤，怕寒气冻僵了舌头。市医院新盖的六层大楼后头，还杵着栋五十年代的老楼，地下是停尸房，阴森森像口水泥棺材。
李建军就是这时候来当保安的。四十二岁，下岗三年，媳妇跟人跑了，儿子在南方打工。他需要这份夜班工作，每月六百块，包吃住。
“地下那层，每晚十点、两点各巡一次。”老保安赵德柱递过手电筒时，特意捏了捏他的肩膀，“听到啥动静都别进去，记下时间，回来告诉我。”
赵德柱六十三了，在这医院干了三十年保安，左腿微瘸，说是年轻时在停尸房摔的。他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李建军：“特别是高跟鞋声。”
第一周风平浪静。李建军穿着厚重的军大衣，握着冰冷的手电筒，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走着。停尸房那层尤其阴冷，寒气不是从外头来的，像是从水泥地、从墙壁缝里渗出来的，带着福尔马林和某种隐约的甜腥味。
第十天凌晨两点，李建军正打瞌睡，突然听见了。
嗒。嗒。嗒。
清脆、规律，像是女人的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从停尸房紧闭的铁门后传来，不紧不慢，从东头走到西头，停一会儿，又折返。
李建军的手电筒差点脱手。他屏住呼吸，耳朵贴到冰冷的铁门上。脚步声还在继续，中间夹杂着轮子滚动的声音——吱呀，吱呀，像是停尸床在空地上被人推着走。
他想起赵德柱的话，慌忙跑回值班室。老赵正就着花生米喝小烧，听完他的描述，眼睛都没抬：“是刘小娥，又在排练了。”
“刘小娥？”
赵德柱抿了口酒，辣得龇牙咧嘴：“六二年，市文工团的台柱子，跳《红色娘子军》的。听说为个负心男人，穿着演出时的红舞鞋，在排练厅上吊了。尸体送来时，那双红舞鞋亮得扎眼，没人敢给她脱下来。”
李建军听得脊背发凉：“那跟停尸房有啥关系？”
“当年医院扩建，把老文工团排练厅的地板拆了，有一部分木料用在了停尸房地板上。”赵德柱又倒了杯酒，“有人说，刘小娥的魂附在那木头上，每到深夜，就出来练功。”
往后几天，脚步声夜夜出现。李建军从恐惧到麻木，甚至能根据声音判断“她”走到了哪个位置。直到那个大雪夜。
那晚雪下得邪性，鹅毛般密密匝匝。凌晨两点，李建军照例下楼，脚步声比以往更清晰，更急促。鬼使神差地，他没像往常那样掉头就走，而是蹲下身，从铁门底部的缝隙往里看。
昏暗的应急灯下，三号停尸床正缓缓移动，轮子吱呀作响。床上是空的，但床在动，像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更让他头皮发麻的是，床经过的地方，水磨石地板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高跟鞋印，不大，三十五码左右。
脚印边缘微微发红，像沾了胭脂。
李建军连滚爬回值班室，脸色煞白。赵德柱见他这样，叹了口气：“看到脚印了？”
“您早知道？”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吓得从楼梯滚下来，腿摔折了。”老赵拍了拍左腿，“医院想了很多办法，请道士，贴符咒，都没用。后来发现，只要不打扰她‘排练’，就相安无事。”
李建军不解：“为啥不彻底解决？”
“解决？”赵德柱苦笑，“镇上老一辈人都知道，刘小娥死得冤。她等那男人回来娶她，等到怀孕，等到肚子显形，等来的是对方调去省城的调令和一封分手信。她穿着红舞鞋上吊时，已经五个月身孕了。”
那晚，李建军梦见一个女人在空荡的舞台上旋转，红舞鞋像两团火。她脖子上的勒痕紫得发黑，但脸上带着笑，一直转，一直转。
第二天，他特意去了趟镇文化站，在一堆旧档案里找到了1962年9月的《白山日报》。泛黄的报纸角落，有则小新闻：“文工团女演员刘小娥同志意外身亡，享年二十四岁。”没有照片，没有细节。
文化站的老管理员推了推眼镜：“你打听她啊？我小时候看过她跳舞，真像仙女。死得可惜啊，听说一尸两命。”
“那男的呢？”
“调到省里，后来去了北京，早些年退休了。”老人摇头，“造孽啊。”
知道了故事，李建军反而没那么怕了。再听到脚步声，他想起的是那个怀着孕在空荡舞台上跳舞的姑娘，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春节前夜，医院几乎空了。李建军和赵德柱值班，两人就着猪头肉喝酒。午夜时分，脚步声又响起了，但这次不同——嗒，嗒，嗒，然后停下，又嗒嗒两声，像是在敲门。
赵德柱脸色一变：“不对，她从来没敲过门。”
两人对视一眼，李建军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去看看。”
“建军，别——”
李建军已经拿着手电筒下楼了。走到停尸房门口，他看见铁门底缝渗出一摊水，不，是血水，暗红色的，在昏暗灯光下泛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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