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步声停了。死寂。
他犹豫了一下，掏出赵德柱给的备用钥匙，手抖得厉害，三次才插进锁孔。铁门吱呀一声开了，寒气扑面而来，带着铁锈和旧木头的味道。
停尸房里，所有床都在原位，只有三号床稍微歪斜。地上有一串脚印，从床边延伸到门口——正是他站立的位置。脚印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消失了，像是走路的人突然蒸发了。
李建军的手电筒光扫过墙壁，突然定格在一面旧镜子上。那是以前更衣室留下的，边缘锈蚀，镜面布满裂纹。
镜子里，他身后站着一个女人。
穿着六十年代的军装式演出服，肚子微微隆起，脚上一双红舞鞋鲜艳如血。她脸色青白，但五官清秀，眼睛看着他，没有恶意，只有深深的哀伤。
李建军浑身僵硬，不敢动，不敢呼吸。镜中的女人缓缓抬起手，指向西墙。那里堆着些旧建材，几块腐朽的木地板靠墙立着。
然后，她开始跳舞。一个旋转，两个旋转，红舞鞋在镜中划出两道弧光。她的动作优雅而悲伤，像是在完成最后的谢幕。
镜子里的影像渐渐淡去，最后只剩下李建军苍白的脸。停尸房重归寂静，只有通风管低沉的嗡鸣。
“她走了。”赵德柱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老保安不知何时下来了，倚着门框，眼里有泪光，“三十年了，我第一次见她现身。”
李建军指着西墙：“那里有什么？”
两人一起挪开杂物，在腐朽的木地板后面，发现了一个墙洞，里面塞着个生锈的铁盒。打开后，里面是一叠发黄的信，最上面是张黑白照片——刘小娥和一个年轻男人的合影，两人都穿着演出服，笑得很甜。
信是那男人从省城寄来的，最后一封写着：“小娥，忘了我吧，我们不可能了。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人生。”
李建军翻到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小字：“1962年5月，于白山文工团排练厅。君许我一生，我报以一世。”
那天夜里，李建军和赵德柱在医院后山找了处僻静地方，把铁盒埋了，烧了些纸钱。没有仪式，只是两个男人默默地站着，抽完了一支烟。
“她会安息吗？”李建军问。
赵德柱望着飘散的烟灰：“也许吧。等了四十年，终于有人看见她了，听见她了，这就算是个了结。”
自那以后，停尸房再没响起过高跟鞋声。李建军依然每晚巡逻，走过那扇铁门时，偶尔会停一下，想起镜中那个跳舞的身影。他不再害怕黑暗，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比鬼魂更可怕——比如辜负，比如遗忘。
那年春天，李建军的儿子从南方回来，在市里开了个小店，把父亲接去同住。离开医院那天，赵德柱送他到门口：“建军，你是个好人。”
“您呢？不退休？”
“我再守两年。”老赵望着老楼，“总得有人记得。”
李建军走出医院大门，回头看了一眼。阳光照在停尸房那层的窗户上，反射着温暖的光。他想，也许刘小娥终于不用在寒夜里独自跳舞了。
有些故事不该被忘记，有些等待值得被看见。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这是他能给一个陌生鬼魂最后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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