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牡丹江，冬天比往年来得更凶。腊月初八夜里，北风像刀子似的刮过铁道南的老家属区，把残雪卷成白色的漩涡。独居的张广财老人蜷在褪色的牡丹花棉被里，听见窗棂嘎吱作响，像是有什么东西想挤进来。
就在子夜时分，那台废弃在五斗柜顶上的红灯牌收音机，突然自己响了。
起初是电流的嘶嘶声，像是垂死之人的喘息。接着，吱吱呀呀的唱腔断断续续地飘出来，是评剧《杜十娘》里最悲切的那段“闻听此言大吃一惊”。但不对劲——唱词间夹杂着女人的抽泣，时高时低，像是从深井里传上来的。偶尔还能听见几声含混不清的咒骂，用词古老得让张广财想起解放前老街坊吵架时的土话。
张广财猛地坐起身，后脊梁窜上一股凉气。那台收音机的电源线早在三年前就烂断了，他亲手剪下来扔掉的。现在那截断线像条死蛇一样垂在柜子边，根本不可能通电。
“杜薇呀杜薇，你好命苦啊……”收音机里的女声忽然清晰起来，那哭腔真实得让人头皮发麻。张广财分明听见，唱到“负心郎”三个字时，声音里透出的恨意几乎凝成实体，在冰冷的房间里弥漫开来。
第二天一早，张广财就打电话把大儿子国栋叫了回来。
国栋四十出头，在市里开出租车，是个地道的唯物主义者。他拎着万用表和螺丝刀进了门，一边检查那台老旧的收音机，一边嘟囔：“爸，你就是睡迷瞪了，要不就是谁家电视声音传过来的。”
但当他掀开收音机后盖时，话卡在了喉咙里。里面的电子管锈蚀得面目全非，电容器干瘪得像晒干的枣，电路板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别说通电，这玩意儿根本就是个铁疙瘩。
“邪门了。”国栋嘀咕着，用万用表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电流，没有任何能量来源。可当他准备把收音机扔掉时，张广财却死死按住了他的手。
“别扔，”老人声音发颤，“她……她认识我。”
国栋这才注意到父亲的眼神不对劲，那不是单纯的恐惧，倒像是认出了什么不该认出的东西。
接下来的三天，每到子夜，那台收音机照例响起。评剧的片段越来越长，女人的哭泣越来越清晰，咒骂的内容也逐渐能辨出几个字眼：“陈世美”、“淹死”、“报仇”。第四天夜里，唱到“手捧着百宝箱”时，收音机里突然传来“噗通”一声，像是重物落水，接着是长达十分钟的溺水声，咕噜咕噜的，听得国栋胃里翻江倒海。
他再也坐不住了，开始打听这栋老房子的历史。
老邻居赵婶已经八十六岁，住在斜对门半个多世纪。听国栋问起，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你问这个干啥？”
“我爸屋里那台老收音机，半夜自己响，唱《杜十娘》。”
赵婶手里的茶缸子“哐当”掉在地上。她沉默了足足一袋烟的工夫，才压低声音说：“那房子……解放前住的是个唱评剧的，叫小桃红。嗓子好，人俊，就是命苦。”
据赵婶回忆，小桃红是1947年冬天死的，死得蹊跷。那时牡丹江刚解放不久，城里还乱着。小桃红跟一个军官好过，后来那人随部队南下，再没回来。等小桃红发现自己怀了孕，已经三个月了。那年月，未婚先孕是要命的事。
“她就在自己屋里吊死的，”赵婶的声音低得像耳语，“用的是一截红绸子，就是唱《杜十娘》时用的那条。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桌上还摆着那军官的照片。”
“那跟收音机有什么关系？”国栋追问。
赵婶神秘兮兮地凑近：“小桃红死后，她屋里的东西都被邻居分了。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那时候可是稀罕物——被前街的王裁缝拿走了。可怪事来了，只要一到半夜，收音机就自己响，唱的永远是《杜十娘》。王裁缝吓得不行，把收音机转卖给收破烂的，那收破烂的没出三天就掉江里淹死了。”
“后来呢？”
“收音机几经转手，最后不知怎么就到了你家现在那房子里。你爸是1972年搬进去的吧？那时候收音机就在五斗柜上，你妈还用它听过新闻呢。”
国栋浑身发冷。他想起来，母亲在世时确实说过，那台收音机是房主留下的，因为太老旧，他们一直没舍得扔。
腊月十五，牡丹江下了那年最大的一场雪。国栋把妹妹秀云也叫了回来，兄妹俩决定陪父亲住一夜，亲自听听那诡异的响声。
子夜时分，三人围坐在冰冷的客厅里。墙上的老挂钟刚敲完第十二下，五斗柜上的红灯牌收音机果然亮起了微弱的红光——没有插电，但它就是亮了。
这次的声音格外清晰：“……李甲啊李甲，你好狠的心肠！”
唱词结束后，女人的哭泣声持续了很久，然后突然停止。在一片死寂中，一个清晰的女声从收音机里传出来：
“张师傅……张师傅……我冷……”
张广财猛地站起身，老泪纵横。他颤颤巍巍地走到收音机前，轻声说：“桃红啊，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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