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国栋和秀云惊呆了。他们从没听父亲提起过什么“桃红”。
那天后半夜，张广财终于吐露了埋藏六十多年的秘密。1947年冬天，他还是个十六岁的学徒，在街口的铁匠铺干活。小桃红经常来修鞋钉，一来二去就熟了。她比张广财大八岁，把他当弟弟看，有时候做了粘豆包，还偷偷塞给他几个。
小桃红上吊前那个晚上，来找过张广财。她脸色苍白，眼睛肿得像个桃，只说了一句：“姐要走了，往后你自己好好的。”张广财那时懵懂，不懂她话里的意思，等第二天听说消息，一切都晚了。
“我后悔啊，”八十岁的张广财哭得像孩子，“我要是多问一句，要是留她坐一会儿，兴许……”
收音机里又传来那个女声，这次温柔了许多：“不怨你……小弟……我就是想……看看故人……”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收音机依然准时响起，但内容变了。不再有《杜十娘》的唱段，而是断断续续的闲聊，像是姐姐在叮嘱弟弟：天冷了加衣服，炉子要封好，晚上少吃咸的。有时候还哼几句别的评剧，都是欢快的调子。
国栋和秀云渐渐明白了。那不是一个要找替身的厉鬼，而是一个被困在往事里的孤魂，借着这台上世纪的老收音机，寻找最后的慰藉。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张广财让子女买来纸钱、香烛，还有一条崭新的红绸子。他在屋里设了个简单的祭坛，对着收音机说：“桃红姐，这么多年了，该走了。下辈子，投个好人家。”
收音机沉默了很久。就在他们以为不会再有回应时，里面传来了最后一段唱腔，是评剧《花为媒》里最欢快的一段“报花名”。唱得清脆亮堂，像是二十岁姑娘的嗓子。
唱到最后一句时，声音渐渐淡去，像雾气一样消散在空气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的红光彻底熄灭了，这次是真的熄灭了。
第二天，国栋小心地打开收音机后盖，发现里面锈蚀的零件不知何时变得干干净净，像是有人仔细擦拭过。而在最底层的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泛黄的小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戏服的年轻女子，笑靥如花。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给小弟留念——桃红，1946年春。”
张广财把照片装进相框，摆在床头。收音机没有扔掉，但再也没响过。只是偶尔，在特别安静的冬夜里，张广财会觉得耳边有若有若无的哼唱声，像是记忆，又像是告别。
他知道，有些东西从未真正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就像牡丹江的冬天，年年来，年年走，但总会在某个夜晚，让你想起它曾经带来的刺骨寒意，和寒意消退后那难得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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