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的秋天，黑龙江的田野像是被一把烧荒的火燎过，只剩下些枯黄憔悴的茬子。风一吹，带着股凛冽的腥气，那是松嫩平原即将封冻前特有的味道。我们靠山屯的老张家，就窝在这片苍茫的边角上。
张婶，本名秀兰，嫁过来快二十年了，眉眼间还留着点江南水乡的柔润影子，只是早被东北的风雪和岁月磨得粗糙了。她男人，张大炮，人如其名，性子烈，嗓门大，是屯里有名的炮仗脾气。他们家那间半旧的仓房，泥坯墙，茅草顶，就杵在院角，平日里堆放些杂七杂八的物事，入秋后，却成了家里最不安生的地方。
起初是丢鸡。那只芦花大母鸡，最能下蛋的，头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一早，鸡窝里就剩几根凌乱的羽毛和几点发黑的血迹。张大炮骂骂咧咧，以为是屯里谁家的野狗祸害。可紧接着，仓房里晾的干蘑菇被拖了一地，装杂粮的麻袋被咬破，金黄的玉米粒撒得到处都是，还混杂着一股子骚哄哄的、尖锐刺鼻的味儿。
“是黄皮子（东北对黄鼠狼的俗称）！”张大炮啐了一口，从仓房角落拎出几撮浅棕色的毛，“还不止一只，这他娘是拖家带口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那几年，屯子里关于黄皮子“迷人”、“作祟”的传言就没断过。东头老李家的傻儿子，据说就是年轻时掏黄皮子窝被迷了心窍，至今说话颠三倒四。西边老王家，因为打死了只偷鸡的黄皮子，家里接连倒霉，牲口病死，孩子发烧说胡话，最后还是请了人“说道”才平息。这些事，老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成了屯子里不成文的禁忌——对这些有道行的“大仙”，能送走就别招惹。
张大炮不信这个邪。“扯他娘的犊子！几个畜生还能成精了？”他翻箱倒柜，找出半包往年药老鼠的“三步倒”，掺和上玉米面，就要往仓房里撒。“明儿一早，全给它一家老小端了！”
秀兰一把拽住男人的胳膊，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他爹，不能！”她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颤音，“你没听老人们说吗？这东西记仇，万一……万一惹上了，咱家小崚还小呢……”
小崚是他们的独子，刚满八岁，虎头虎脑。
“妇道人家，懂个屁！”张大炮一甩胳膊，“不药死它们，这仓房还要不要了？鸡还养不养了？日子还过不过了？”
秀兰的内心像被两股绳子绞着，一股是现实的烦扰，仓房被占，家禽受损，男人的怒火；另一股是源自这片黑土地深处、代代相传的敬畏，以及对未知祸事的恐惧。她想起小时候，奶奶在油灯下讲的古记儿，那些关于狐仙、黄仙报恩复仇的故事，哪一个不是起于微末，终于家破人亡？她不怕穷，不怕累，就怕那冥冥中的东西缠上自己的孩子。
那天下午，她没再跟男人争辩，只是默默地看着那间沉默的仓房。夕阳给它斑驳的泥墙涂上一层惨淡的橘红色，那扇虚掩的木门，像一只窥伺的眼睛。风吹过茅草，发出簌簌的响声，在她听来，却像是某种细碎诡异的交谈。
夜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的张大炮鼾声如雷，更衬得夜寂静得可怕。仓房那边，隐约传来窸窸窣窣的跑动声，甚至偶尔有一两声类似幼崽啼哭的尖锐鸣叫，刺激着她的耳膜。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紧了她的心脏。
最终，母性的担忧压倒了一切。她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傍晚，趁着张大炮去邻屯帮工还没回来，秀兰煮了一小碗金灿灿的小米干饭，又特意挑了几颗红彤彤的枣子放在上面。她端着碗，走到仓房门口三四步远的地方停下。秋风卷起她的衣角，带着透骨的凉意。
她深吸一口气，对着那扇黑黢黢的门缝，用一种近乎祈祷的、轻柔而又带着恳求的语气开了口，声音在空旷的院里飘忽不定：
“大仙……”她顿了顿，这个词带着某种禁忌的力量，让她舌尖发麻，“知道您一家老小在此落脚，修行不易。我们小门小户，就指着这点粮食和鸡鸭过活……您行行好，高抬贵手，别祸害我家了，成吗？”
仓房里寂静无声，但她感觉那黑暗里，似乎有几双亮晶晶的眼睛在盯着她。她鼓起勇气继续说：“我在东山墙根，给您磕开了一个洞，不大，但够您一家出入。外面给您备了点粮食，不多，是份心意……请您……请您挪个地方，另寻个宝地安身吧。我们一家老小，感激不尽。”
说完，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那碗米饭放在仓房门口，然后快步走到院子的东墙根。那里，她白天已经用镐头轻轻敲掉了几块活动的土坯，露出一个海碗大小的洞口。洞口外面，撒了一小堆黄澄澄的玉米粒。
做完这一切，她像虚脱了一样，赶紧退回屋里，关紧房门，心脏怦怦直跳。她没敢点灯，就抱着膝盖坐在炕上，耳朵竖得老高，捕捉着外面的一切声响。
夜，一分一秒地过去。屯里的狗偶尔叫几声，更添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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