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冬，佳木斯的雪，下得邪性。不是那种诗情画意的鹅毛大雪，是掺着煤灰和沙粒的雪沫子，被西北风卷着，抽在脸上，生疼。街面上的“建设现代化”红幅，让风撕扯得只剩半拉，在光秃秃的电线杆子上猎猎作响，像招魂的幡。
老杨五十多岁，寡言，脸皱得像颗核桃。他在这摁了快三十年快门，记录过无数张脸：戴着大红花进厂的青年、抱着胖小子傻笑的新爹、穿着崭新中山装全家福……后来，下岗的多了，来照相的人，脸上那份光彩也渐渐黯了。照相馆的生意，也跟外头的天气一样，入了寒冬。街坊劝他，老杨，把这地方盘出去，干点啥不比这强？他闷头擦着那台老海鸥相机，不吭声。他心里有疙瘩，解不开。他爹，老老杨，就是把这家传的照相馆看得比命重，困难时期都没关张，最后脑溢血死在了暗房里。老杨觉着，这店关了，他爹的魂儿就真没地方落脚了。
腊月二十二，离年关没几天了。天阴得墨泼一般，才下午三四点，屋里就得开灯。那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悬在屋顶，光线昏黄，把人影拉得忽长忽短。老杨正收拾着，准备提前关门，那扇破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带进来一股刺骨的寒气，还有几片顽劣的雪沫。
进来的是个老头。看着怕有八十了，身子佝偻得厉害，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旧棉袄，帽子边缘露出的白发，稀疏得像盐碱地里的枯草。脸是青灰的，带着久病之人特有的那种浮肿。最让老杨心里一咯噔的是老人的眼神，空，茫茫然的空，仿佛已经看到了尽头。
“师傅，”老人声音嘶哑，带着痰音，“拍张相，身后用的。”
老杨心里明白了，这是来拍遗照的。年底了，有些老人熬不过冬，提前来预备，不稀奇。他点点头，没多话，引着老人走到背景布前。背景布是那种七八十年代流行的虚假风景，画着亭子假山，颜色早已褪败。
老人很配合，或者说，很麻木。他按照老杨的指引，坐在那张磨得发亮的木头方凳上，努力想挺直腰板，却徒劳无功。老杨透过取景框看着他，那浑浊的眼珠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熄灭。屋里静得可怕，只有老式座钟“咔哒、咔哒”的摇摆声，以及相机快门工作时，金属机件沉闷的“咔嚓”声。老杨摁了三下，算是留个挑选的余地。闪光灯亮起的瞬间，老人眼皮都没眨，仿佛那光与他隔着一个世界。
拍完，老人颤巍巍地从内衣口袋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零票。付了钱和加急冲洗费，说好后天中午来取。他没再多留一刻，又裹紧那件旧棉袄，蹒跚着融入了门外的风雪里。
老杨看着那消失的背影，心里莫名地有些发沉。他转身进了暗房。
暗房是他的王国，也是他最心安的地方。只有在这里，在红色安全灯幽暗的光晕和刺鼻的化学药水气味里，他才能感觉到一种绝对的掌控。他熟练地操作着，放大机、显影盘、定影盘……相纸在显影液里慢慢浮现出轮廓，老人的面容一点点清晰起来。皱纹，老年斑，空洞的眼神……老杨看着，心里那点沉，变成了莫名的慌。
当影像完全显现时，老杨的手猛地一抖，显影盘里的药水差点泼出来。
照片上，老人身后，紧贴着他佝偻的背影，多了一个“人”。
一个模糊的，穿着深色传统寿衣的老太太的身影。身影很淡，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又像是水中的倒影，五官不清，但能看清盘起的发髻，和那身宽大、阴森寿衣的轮廓。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老人身后，微微前倾，像一个无声的陪伴，又像一个耐心的等待。
老杨后背的寒毛，“唰”地一下全立了起来。冷汗瞬间湿透了棉袄衬里。他干这行几十年，胶卷跑光、冲洗失误都见过，绝不可能出现这种重叠影像！他猛地抬头看红色灯光下的四周，墙壁上的水渍仿佛都变成了窥视的眼睛。空气里弥漫的，不再只是化学药水的味道，似乎还掺进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泥土和腐朽的气息。他想到了这城里流传的一些老话，说人快走的时候，身子虚，阳气弱，容易把“不干净”的东西一起拍进去。也有人说，有些念想太重的“东西”，会借着照相这“摄魂”的由头，显个形。
他不敢把这照片交给家属。这不是遗照，这是邪祟！他想把底片毁了，重照，可人已经没了，上哪儿重照去？他陷入巨大的恐惧和挣扎。一方面，是几十年信奉的“记录真实”的准则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是深植于骨髓的对未知之物的敬畏。那一夜，他坐在暗房里，对着那张诡异的照片，抽掉了一整盒“迎春”烟。
腊月二十四中午，雪停了，但天还阴着。来的不是老人，是一对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女，看样子是老人的儿子和儿媳。两人眼睛都红肿着，带着孝。男人哑着嗓子说：“杨师傅，我们来取俺爹的照片。他……前天晚上，走了。走得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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