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山水不相逢（十九）
木器作坊的日子，像一块被老韩头反复刨削的木板，纹理单调，节奏恒定。李明霞的手在冰冷空气和粗糙木料的磋磨下，冻疮反复发作，红肿，破裂，渗出组织液，又在夜晚旅馆被窝里那点可怜的暖意中缓慢结痂，第二天再次被木屑和灰尘侵入，周而复始。疼痛是具体的，分层次的：冻疮的刺痛，关节的酸胀，胃里那枚生锈钉子般的钝痛，还有扫地时扬起的灰尘呛入肺里引发的、沉闷的咳嗽带来的胸腔震动痛。
她习惯了。或者说，她学会了与这些疼痛共处，把它们当作身体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自然。老韩头的指令简单直接，她执行得一丝不苟。厂房角落的刨花堆永远在增长，也永远在被清扫。工具擦过一次，很快又会蒙上新的木尘。生活简化到最基本的层面：劳作，吃饭，睡觉。连思考都成了奢侈，或者说，是不必要的负担。
午饭时间依旧是三个人沉默的围坐。搪瓷盆里的食物随着季节变化，从白菜豆腐变成了萝卜土豆，偶尔有点腌制的咸菜。味道永远是浓重的咸，油星稀少，但分量实在，热气腾腾。李明霞总是很快吃完，然后帮着老太太收拾碗筷，拿到隔壁那个同样简陋的住处去洗刷。老太太起初会摆摆手，示意不用，后来便也默许了。
老太太话比老韩头更少，眼神总是低垂着，专注于手里的针线活——缝补永远补不完的破旧衣物，或者纳着厚厚的、永远纳不完的鞋底。她的手同样粗糙，关节变形，但穿针引线的动作却异常稳定、精准。李明霞洗碗时，偶尔会抬头看一眼老太太在昏黄灯光下佝偻的侧影，那身影与墙壁上她自己的影子重叠，安静得没有一丝声响。
一月下旬，一年里最冷的时候。靖远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像样的雪。不是雪花，是细密的、坚硬的雪霰，被风裹挟着，斜打在窗户和墙壁上，沙沙作响，很快就在地面和老街灰瓦的屋顶上积起薄薄一层单调的灰白。黄河岸边雾气沼沼，看不清水流，只能听到冰层在低温下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挤压声。
木器作坊里更冷了。铁皮炉子的煤块烧得吝啬，烟雾呛人，热度却传不到李明霞打扫的角落。她的手指冻得几乎握不住扫帚柄，呵出的气瞬间凝成白雾。老韩头今天似乎心情也不佳，刨木头的沙沙声比平时更加急躁，不时停下来，对着手里一块总是刨不平的木板咒骂几句含混的方言。
下午，雪停了，天空依旧阴沉。老韩头接了个电话，是附近村里要几把急用的长凳，要求天黑前送过去。他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堆在墙角那几把刚刷了头遍清漆、还没完全干透的凳子，皱了皱眉头。
“你，”他指了指李明霞，又指了指墙角那几把凳子，“跟我跑一趟。帮着搬。”
李明霞愣了一下。这是她来作坊后，第一次被要求离开这个院落。她点点头，放下手里的抹布，拍了拍身上和头发上的木屑灰尘。
老韩头去隔壁屋里推出了一辆老旧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三轮车。车厢不大，勉强能放下四把长凳。他把凳子一把把搬上车，用麻绳草草固定。然后自己跨上车子，示意李明霞坐到后面车斗的边沿上。
“坐稳了。”老韩头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蹬动了车子。
三轮车吱吱嘎嘎地驶出堆满木料的院子，拐上老街覆着薄雪的石板路。车轮碾过积雪和冰碴，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车身颠簸得厉害。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李明霞拉紧了棉袄的领口，把冻疮的手缩进袖子里，紧紧抓住车斗冰冷的铁栏。
靖远的街道在雪后显得更加萧瑟、空旷。行人稀少，店铺门庭冷落。三轮车穿过县城中心，驶上一条通往郊外的土路。路况更差了，积雪掩盖了坑洼，车子颠簸得几乎要把人甩出去。路两旁是枯黄的田野和光秃秃的杨树，远处是低矮的、覆盖着白雪的丘陵轮廓，沉默地横亘在铅灰色的天空下。
老韩头埋头蹬车，呼出的白气在寒冷的空气里拉得很长。他弓着的背影在风雪后的旷野里，显得异常单薄而执拗。
不知骑了多久，也许四五里地，前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几十户低矮的土坯房散落在山坳里，烟囱里冒出稀薄的、笔直的炊烟。村口有棵巨大的、光秃秃的老槐树，树下蹲着两个裹着棉袄、抄着手的村民，正朝这边张望。
老韩头在槐树下停了车。那两个村民站起来，走过来看了看车上的长凳，用本地话跟老韩头交谈了几句，语气里带着催促和不满，大约是嫌送得晚了。老韩头闷声解释着，动手解麻绳。
“搬下来。”他对李明霞说。
凳子很沉，清漆未干，有些粘手。李明霞忍着冻疮处传来的刺痛，和老韩头一人抬一头，把四把长凳从车上卸下来，搬到槐树下一间看起来像是村公所或者祠堂的土坯房门口。搬完，她的棉袄肩膀上蹭上了未干的清漆，黑乎乎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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