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省福新市。
王新星走在略显苍凉的街道上,看着眼里没有神采的路人,忍不住一阵唏嘘。
他小时候跟家里人的时候,路上满是来来往往的卡车,街面上也是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里曾被誉为“共和国的动力包”,开采出了数以万计的煤炭,供给到了祖国建设的方方面面。
可到了80年代初,这里的煤炭资源开始显现出枯竭的趋势,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效益严重下滑,整个城市的发展也陷入到了停滞不前的地步。
到了1990年代,伴随着不断有煤矿资源枯竭,原本拿着铁饭碗的国企工人们也迎来了大面积的下岗潮,生活每况愈下。
薛美宝就出生在当地一个典型的煤矿工人家庭。
经过王新星几天的走访调查,她的父母都是平安矿上的工人,父亲虽然不像母亲那样已经下岗,但基本已经拿不到工资,家里还有个弟弟,目前是无业状态。
在薛美宝的初中时代,家里的生活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她不能像儿时那样想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穿到新衣服。
所以在她的青春期,逃离日渐贫瘠的家乡成了执念,为了能实现这一目标,她开始打零工攒钱,最终凑足了去苏市的路费。
家人都不知道薛美宝在苏市做过什么,只知道她最终成功留在了苏市,还成了唐晓五的同事。
根据薛美宝家人的口供,他们只在薛美宝结婚那年去过一次苏市,办完婚礼后没几天便回了富新。
王新星问他们之后为什么没再去过苏市,薛父的回答是亲家和女婿全都看不上他们家。
在婚礼的时候,唐家二老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嫌弃和傲慢,为了女儿能够好好生活,不被唐家看不起,所以他们夫妻俩有不满也只能往肚子里咽下,还专门阻止了儿子想要去苏市投奔姐姐姐夫的想法。
婚后不久,薛美宝还会时不时往家里打电话,可慢慢的,电话的频率变得越来越低,她除了每年固定往家里汇300块钱,偶尔写封信之外,基本不再和家里联系。
王新星问他们薛美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往家里打电话的,薛父的回答是1987年底。
王新星又问这么多年薛都不往家里打电话他们就不觉得奇怪吗,谁知薛母哭着说,她最后一次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哭着骂他们怎么那么穷,害她在婆家抬不起头。
自那之后,他们不敢主动联系这个女儿,生怕她不高兴。
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薛美宝被杀的时间应该是1988年3月前后,这也就是说,薛美宝在婚后逐渐变得不再那么孝顺了。
看着老实巴交的薛家父母,王新星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没把薛美宝已经遇害的消息告诉他们。
只告诉他们说薛突然失踪,他们还在调查情况。
临走前,王新星带走了薛美宝寄给家里的所有信件,并偷偷留下了200块钱。
除了对薛家的走访,王新星还在富新市局了解到,薛美宝在1992年的时候向市局出入境管理科递交了护照申请,并成功办理。
她当时的申请事由是跟随丈夫出国探亲,由于其提供了境外亲属的邀请信,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办理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王新星第一时间便将护照的情况告知给了朱愚,朱愚又立刻联系了苏市市局的李海东,经他确认,假唐晓五(也就是林文龙)也在1992年的时候成功办理了护照。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两人有足够的财力,是有机会逃亡海外的。
朱愚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点,立刻对长三角地区几个有国际航班的机场发出了协查函,防范于未然。
和王新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毫无进展的陆杰和金利民。
金利民有气无力地啃着手里的馒头,今天是他们来到甬城正海的第8天,最初那股侦办刑事案件的热情早已被日复一日的枯燥走访消磨殆尽。
看着大口吃早餐,依旧干劲十足的搭档陆杰,他忍不住问道,“咱来了这么多天,该问的也都问了,啥收获也没有,简直就是两眼一摸黑,你就不觉得气恼吗?”
“这才哪跟哪。”陆杰将一个菜肉包整口吞下,“我当时跟着朱队他们去山城抓出租车杀人犯的时候,才是真的两眼一摸黑呢。那次我们连个怀疑目标都没有,这回朱队好歹给我们指了个正海石化。”
陆杰说着,将他们当初去山城抓捕陈二强和何玲的经过全部讲了一遍。
当听到朱愚从何玲在全山的行动轨迹联想到美容店,金利民不禁感慨,“我听说朱队比我们还小两岁,怎么能这么厉害。”
陆杰笑着说道,“朱队这种是老天爷赏饭吃的,我们这种普通刑警没那种天赋,就要靠腿多跑跑。”
金利民对着陆杰竖起大拇指,“老陆,你比以前在所里的时候踏实多了,也厉害多了,我俩以前差不多,现在我压根没法跟你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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