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奢入俭” 的困难还体现在 “比较心理” 的反噬。节俭在奢侈环境中可能被视为 “寒酸”,而从奢侈跌落的人,往往要面对他人的审视与议论。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提到,他因 “不事华靡” 被同僚嘲笑 “迂腐”,但他坚持 “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可见,从奢入俭不仅要对抗自身的欲望惯性,还要承受社会评价的压力,其难度自然倍增。
三、历史镜鉴:从个体到王朝的 “奢俭兴衰律”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的规律,不仅体现在个体命运中,更在王朝更迭、家族兴衰的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翻开史书,几乎每一个强盛的时代,都始于 “俭”;每一个衰败的拐点,都始于 “奢”。
1. 王朝更迭:从 “布衣将相” 到 “金玉满堂”
秦末乱世,刘邦率领 “布衣将相” 集团崛起。据《史记》记载,刘邦入咸阳时 “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萧何 “买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整个集团以 “俭” 立基,最终推翻暴秦、击败项羽。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鼎盛催生了奢靡之风:修建章宫、甘泉宫,“土木之役,倍秦越旧”;对外征伐耗资巨万,“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到了西汉末年,外戚王莽虽以 “节俭” 伪装夺权,实则 “制度烦苛,民摇手触禁”,最终绿林、赤眉起义爆发,王朝崩塌。
类似的剧本在历史中不断重演:唐太宗李世民 “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开创贞观之治;但其曾孙唐玄宗李隆基,前期 “励精图治”,后期却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沉湎于杨贵妃的奢靡生活,最终引发安史之乱,盛唐由盛转衰。
这些历史片段印证了一个规律:王朝初期,统治者多经历过乱世,深知 “物力维艰”,故能以 “俭” 治国,凝聚民心;但随着承平日久,后代统治者生于深宫,不知民间疾苦,极易陷入 “由俭入奢” 的陷阱。而当奢侈成为制度性习惯(如官僚体系的贪腐、皇室的挥霍),“由奢入俭” 便几乎不可能 —— 任何试图改革的努力,都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最终往往以王朝覆灭告终。
2. 家族存续:“三代而衰” 的魔咒
与王朝兴衰相似,家族的存续也难逃 “奢俭定律”。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痛斥:“近世寇莱公(寇准)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寇准是北宋名相,曾力主宋真宗亲征,促成 “澶渊之盟”,功勋卓着,但他 “性豪侈,喜宾客,宴饮无节”,家中 “每宴客,多阖扉脱骖”(关起门来卸下客人的车马,强留宴饮)。这种奢侈家风被子孙承袭,却无相应的功勋与财富支撑,最终 “多穷困”。
反之,那些绵延数代的家族,往往以 “俭” 为家训核心。晚清名臣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却始终 “一食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在家书里反复告诫子弟:“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曾氏家族因恪守 “俭” 道,虽历经百年动荡,仍人才辈出,成为近代少见的 “长盛之家”。
家族兴衰的对比,揭示了 “由奢入俭难” 对代际传承的破坏:第一代创业者往往能吃苦节俭,但第二代、第三代在优渥环境中长大,极易 “由俭入奢”;当奢侈成为习惯,一旦家族遭遇变故(如生意失败、政治失势),后代因缺乏节俭能力与抗压心态,很难 “由奢入俭”,家族自然 “富不过三代”。
四、现代困境:消费主义时代的 “棘轮效应”
进入工业文明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的规律非但没有失效,反而因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演变成更隐蔽的社会困境。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的 “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恰是对这一现象的现代注解:人的消费习惯形成后具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就像棘轮一样,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动。
1. 个体层面:被 “绑架” 的生活方式
在信用卡、网贷、分期付款等金融工具的支撑下,现代社会的 “由俭入奢” 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月薪 5000 元,却可能通过网贷买最新款手机、租高档公寓、频繁聚餐旅行 —— 这些 “奢侈消费” 无需长期积累,只需点击屏幕即可实现。但这种 “伪富裕” 的背后,是 “棘轮效应” 的陷阱:当他习惯了每月花 8000 元的生活,即便收入没有增长,也很难缩减开支。
更危险的是,消费主义通过广告、社交媒体不断重构 “必需品” 的定义。过去,“有房住” 是必需品;现在,“住学区房”“住大平层” 被塑造成必需品。过去,“有衣穿” 是必需品;现在,“穿潮牌”“穿定制” 被塑造成必需品。当 “奢侈” 被包装成 “正常需求”,个体的消费阈值会不断抬高,“由俭入奢” 的过程变得无意识且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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