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国家发改委第三会议室。
林峰坐在主位，面前摊着三份报告：工信部《钠电池产业运行监测月报》、市场监管总局《钠电池产品质量专项抽查情况》、海关总署《钠电池产品进出口数据分析》。每份报告的结论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行业正在急剧分化。
“数据大家都看到了。”林峰环视会议室，与会的有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国资委的代表，“去年钠电池概念热炒时，全国声称涉足钠电池生产的企业有二百七十六家。三个月过去，现在还有正常生产活动的，不到一百五十家。”
他调出投影，柱状图上两条曲线形成剪刀差：代表头部企业市场份额的蓝线持续上升，代表中小企业市场份额的红线快速下滑。
“更严重的是质量分化。”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调出抽查报告，“我们对市售的一百二十款钠电池产品进行了抽检。‘华夏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头部企业的产品，合格率100%；但三十五家中小企业的产品，合格率只有62%。最差的一款，实测能量密度只有标称值的58%，循环寿命不到五百次。”
“这样的产品流入市场，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权益，更是整个‘华夏制造’的声誉。”商务部代表补充，“我们接到多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反馈，有些低端钠电池产品在使用中出现漏液、鼓包甚至起火。虽然都是小厂产品，但标签上写的是‘Made in China’。”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钠电池是华夏率先实现技术突破的领域，如果因为低端产能泛滥而坏了口碑，那将是战略性的损失。
“所以必须整合。”林峰合上报告，“工信部牵头，组建‘钠电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头部企业牵头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团体标准，用标准淘汰落后产能。”
“但地方阻力很大。”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司长褚卫东苦笑，“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本地GDP、保就业，明里暗里保护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我们发了三批‘建议关停整改名单’，真正执行的不到一半。”
“名单给我。”林峰说，“我亲自沟通。”
当天下午，林峰拨通了某省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该省有三家钠电池企业上了整改名单，都是当地的重点企业，吸纳就业超过两千人。
电话接通，省委书记贺耘的声音很热情：“林主任，难得您亲自打电话。是不是我们省那几家钠电池企业的事？”
“贺书记，数据您也看到了。”林峰开门见山，“那三家企业，产品合格率不到70%，能耗比行业平均水平高40%，完全靠地方补贴和政府采购维持。这样下去，拖垮的是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林主任，我理解您的担心。”贺耘语气委婉，“但我们省的情况特殊，老工业基地，转型困难。这三家企业虽然技术不算顶尖，但解决了大量就业，上下游带动也很明显。能不能……给个过渡期？”
“贺书记，我不是不给过渡期。”林峰放缓语速，“但过渡期不是保护落后。我建议，省里可以设立产业升级基金，帮助这些企业要么转型做配套，要么被优势企业兼并。硬撑着低水平重复建设，最终损害的是全省的长远利益。”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贺耘再开口时，语气认真了许多：“林主任，您说的道理我懂。但具体操作上……能不能请‘华夏芯’这样的龙头企业，来我们省看看？如果有合适的兼并或合作机会，我们全力支持。”
“可以。”林峰说，“我让温知秋下周带团队过去。”
挂断电话，林峰揉了揉太阳穴。这就是大国治理的复杂性：每一个决策都牵扯着地方利益、企业生存、百姓就业。简单的一刀切行不通，需要精细化的操作。
但原则不能退：低端产能必须淘汰。
三月二十日，上海，“华夏芯”总部会议室。
温知秋看着屏幕上跳动的行业数据，眉头紧锁。助理刚刚汇报完最新的市场情况：“温董，过去一周，又有八家中小企业停产。现在行业平均开工率只有65%，但头部企业的订单排到了半年后。”
“两极分化。”温知秋关掉屏幕，“这样也好，大浪淘沙，留下的才是真金。”
“但有些沙子不甘心被淘。”法律顾问递过来一份文件，“这是刚收到的律师函，一家叫‘华东钠电’的企业，声称我们‘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要求赔偿损失。”
温知秋接过文件，扫了一眼就笑了：“这家企业我知道，产品抽查不合格，被工信部点名，现在反过来咬我们？告诉他们，法庭见。”
“另外，”助理调出另一份报告，“有两家中小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被兼并。一家在电解质材料上有特色专利，一家在电池模组结构设计上有创新。但规模都很小，员工加起来不到三百人。”
温知秋眼睛一亮：“安排尽调团队，马上去。如果是真有技术特色，可以考虑兼并。如果是来混饭吃的，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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