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宜的文章发了。
司徒美堂的人用最快的船把稿子送过海，登在《华商报》上，一整版，标题是《江南女儿血染苏州》。署名不是“江上客”，也不是张静宜，是“一个活着的人”。文章写得狠，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剜的是那些穿着绸缎、坐在租界洋房里、喝着咖啡看着报、以为战争还很远的人的心。
她写柳烟，写她怎么从“大观园”的头牌变成太湖游击队的交通员，写她怎么用一根丝袜勒死那个汉奸，写她怎么在巷子里被捅了七刀、每一刀都在前胸。
她写小红和阿桃，写她们腿上中枪、咬着牙不吭声，写她们站在岸边等柳烟回来，等到天亮，等到天黑，等到月亮圆了又缺，人没有回来。
她写苏州的舞女，写她们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涂着红嘴唇，在舞池里转着圈。写她们的笑脸是假的，眼泪是真的。写她们的旗袍是绸缎的，骨头是铁的。写她们在灯红酒绿里活着，在黑夜里死了。
文章的最后一段，她写——
“她们不是军人。没有拿过枪，没有杀过人。她们只是在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陪那些不想打仗的人跳舞。可当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她们比那些拿枪的还硬。她们死了。可她们的事，还有人记得。她们的名字，还有人念。她们流的血，不会白流。”
文章传回上海的时候，是夜里。有人在弄堂里贴传单，一张一张的，贴在墙上，贴在人家的门上，贴在电线杆上。天亮的时候，半个法租界都看见了。
有人在传单前站着看，看完走了，又有人来。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女人站在电线杆前，把那篇文章从头读到尾，读完没有走，又读了一遍。
她的眼睛红了，眼泪流下来，滴在那张纸上，把“柳烟”两个字洇开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纸。
她没有说话，可她的嘴唇在动。如果有人在旁边，会听见她在说——柳烟，我认识你。我们一起跳过舞。你教我转圈，说我腰太硬，转起来像根棍子。你笑得很大声，整个舞厅都听见了。
婉容在法租界的小屋里，也看见了那篇文章。不是传单，是张静宜托人送来的报纸，从香港漂洋过海来的，还带着油墨的香气。她坐在窗前，把那篇文章看了三遍。
看完第一遍的时候，眼泪下来了。看完第二遍的时候，她拿起笔。看完第三遍的时候，她放下了笔。她不知道该写什么。该写的，张静宜都写了。
该说的，张静宜都说了。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那片被高楼切割成碎片的天空，很久很久。然后她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柳烟，我记得你。”她把纸折好，塞进枕头底下，和那两封信放在一起。一封写着“海棠开了”，一封写着“海棠谢了”，一封写着“柳烟，我记得你”。三封信，三个人。三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苏婉清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手里也拿着那张报纸。她走进院子，看见李婉宁坐在桂花树下，手里也拿着同一张报纸。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苏婉清在她旁边坐下，把报纸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那些字。李婉宁看着远处，目光很远，不知道在看什么。
“婉宁，”苏婉清忽然说，“你怕不怕？”
李婉宁沉默了一会儿：“怕。”
苏婉清看着她。李婉宁说：“怕有一天，也有人写我。写我怎么死的，死在哪儿，身上有几个窟窿。怕有人看见那篇文章，说，哦，这个人我认识，她以前……”
她没有说下去。苏婉清伸出手，握住她的手。李婉宁反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紧。两个人坐在桂花树下，看着那片被夕阳染红的天。风吹过来，带着桂花的香气，很淡，很轻，像一声叹息。
张宗兴在七宝旧宅的院子里，也看见了那篇文章。老北风从外面带回来的，传单，皱巴巴的，边角都卷了。他站在桂花树下，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然后他把传单折好，揣进怀里。
老北风蹲在台阶上，抽着旱烟，看着他：“张先生，苏州那边，那些舞女，咱们管不管？”
张宗兴看着他：“怎么管？”
老北风愣了一下。张宗兴说：“她们不是咱们的人。不听咱们的，不靠咱们的。她们自己选的这条路，自己走。咱们能做的，就是不让她们白死。”他看着老北风，“柳烟死了，可她的名字还在。还有人记得她。还有人替她写文章。还有人替她传话。这就够了。”
老北风沉默了一会儿，把烟锅子在鞋底磕了磕，站起来：“那个叫小红的，还在苏州。腿伤了，走不了。还有阿桃，也跟着游击队。要不要让人去接应？”
张宗兴想了想：“让樱子去。”
老北风愣了一下：“她一个人？”
张宗兴摇了摇头：“你跟她去。再带两个人。到了苏州，找地下党的人接头。把小红和阿桃接出来，送到上海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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