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红薯老头那句“牛队长跟陈干部是连襟”,像一把冰冷的钥匙,咔嚓一声,捅开了所有迷雾背后的锁芯。
不是意外,不是巧合。
这是一场来自权力角落的、精准而恶毒的报复。
王办事员是爪牙,折了。陈干部便动用了更隐蔽、更“合法”的力量,挥动了市管队这把更能伤人的刀。甚至不需要亲自出面,就能借“规章”之名,行倾轧之实。
三天。拆除或者两百块罚款。
冰冷的选项摆在面前,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意味着他这段时间所有的努力和刚刚燃起的希望,将被轻易碾碎。
巨大的无力感如同冰水,浇灭了刚刚因派出所成功破案而升起的信心。林卫东站在原地,看着被泼湿的地面,看着空荡荡的炉子位,感觉四周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而窒息。
周围的摊贩和顾客窃窃私语一番后,也渐渐散去,投向他的目光有同情,有无奈,更多的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在这个年代,个体户面对管理部门的刁难,除了忍气吞声或者关门大吉,似乎没有第三条路。
硬抗?他拿什么抗?对方穿着制服,拿着条例,代表着“规定”。
找派出所?老所长能管刑事勒索,却很难插手这种“行政管理”纠纷。而且对方程序上看似“合法”,没有任何把柄。
难道真的要认栽?交出两百块血汗钱?或者亲手拆掉这个凝聚了心血、刚刚看到起色的铁皮柜?
不甘心!绝不甘心!
林卫东死死攥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刺痛感让他保持着最后的清醒。
不能乱!必须冷静!
他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混乱的大脑运转起来。对方利用规则打压,那能不能也在规则内,找到反击的缝隙?
营业执照是合法取得的,经营场所是文化宫正式书面证明的。市管队说违规搭建、占道经营,依据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文件标准?他们说拆就拆,说罚就罚,程序是否完全合规?
一个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火星——**去找更高层面的领导!**
不是吵架,不是闹事,而是去**反映情况**,去**讲道理**!
文化宫和市管队理论上都属于城建文化系统,或许有共同的上级主管部门?比如区里?去找能管到他们的人,把事情摊开来说清楚!强调自己合法经营的不易,强调对方处罚依据的模糊和程序的粗暴,甚至暗示其中可能存在打击报复!
这无疑是一次冒险。很可能徒劳无功,甚至可能激怒对方,招致更严厉的打击。
但坐以待毙,同样是死路一条!不如搏一把!
赌的就是对方行事并非完全光明正大,赌的就是更高层的领导愿意讲道理,或者至少,不愿意为了下面人的一点龃龉而闹出不必要的风波!
下定决心,林卫东反而冷静下来。他快速收拾了一下被弄乱的摊位,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锁好铁皮柜。
回家后,他对忧心忡忡的李秀兰只字未提市管队刁难的事,只说要去文化宫补办个手续,免得她担心。
第二天一早,他换上了自己最体面的一件旧中山装,洗了把脸,揣好营业执照副本和文化宫之前开具的场地证明,又特意带上了派出所发放的报案回执复印件(证明他近期是受保护对象),来到了区政府办公大楼。
这是一栋比工商所气派得多苏式楼房。走进大门,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扑面而来。林卫东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他不知道具体该找哪个部门,只好硬着头皮来到门口的信访接待室。
接待室里坐着一个戴着老花镜、看起来颇为面善的老同志。
“同志,您好,我想……我想反映点情况。”林卫东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诚恳而非闹事。
老同志抬起头,打量了他一下:“反映什么情况?哪个单位的?”
“我是个个体户,在文化宫夜市有个摊位……”林卫东开始条理清晰、不卑不亢地叙述事情经过:如何合法取得执照、如何经营、如何遭遇市管队无明确依据的处罚通知,并隐晦地提到了可能与文化宫某位干部的私人恩怨有关(但未直接点名),最后强调了小本经营不易,只是求个公道。
他说话时,特意将营业执照、场地证明和报案回执复印件摆在桌上,增加说服力。
老同志听得挺认真,偶尔问一两个细节。听完后,他沉吟了一下,扶了扶老花镜:“个体经营是政策允许的,合法经营应该保护。你说的情况我了解了。这样吧,你留下份书面材料和联系方式,我帮你把情况转给相关的科室看看。至于具体怎么处理,还得按程序来,我们也不能干涉下面部门的具体执法,对吧?”
没有立刻解决,但也没有推诿。态度平和,程序规范。
这已经比林卫东预想的最好情况还要好了!他原本以为会被直接轰出去。
他连忙千恩万谢,按照要求写了一份简单的情况说明,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摊位地址,然后忐忑地离开了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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