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长条会议桌的这一侧，对面是五位评审专家。
上午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能看到空气中漂浮的微尘。
林念苏缓缓开口说：
“Bismuth-Corlette分型Ⅲa型，是指肿瘤侵犯左右肝管汇合部及右侧二级胆管。”
“目前主流手术入路有三种：经肝圆韧带入路、经胆囊床入路、以及经肝门板解剖入路。我倾向于选择经肝门板解剖入路。理由有三。”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对面的专家。
王振华教授面无表情，李明远主任低头做笔记，孙建国教授，大外科主任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赵丽娟处长表情严肃，钱卫东副主任则微微皱眉。
他继续说：“第一，经肝门板解剖能充分暴露肝门部结构，便于判断肿瘤侵犯范围，实现R0切除。第二，该入路对肝门血管的保护更好，能降低术后肝功能不全的风险。第三，虽然操作难度较大，但对于有经验的中心，这是最安全彻底的术式。”
他顿了顿，补充道：“当然，具体选择还需结合患者全身情况、肝功能储备、以及术者经验。如果患者Child-Pugh分级B级，我会考虑创伤更小的经肝圆韧带入路。”
说完，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王振华教授扶了扶眼镜，拿起面前的评分表：“第二题。去年《Annals of Surgery》上一篇多中心研究显示，肝癌切除术后辅助TACE并不能改善总生存期。请评价该研究，并说明你的临床实践会因此改变吗？”
这又是一个刁钻的问题。
那篇研究林念苏读过，结论确实颠覆了传统观念。
会议室角落，医务处的工作人员正在记录，沈明坐在后排，握着笔的手微微用力。
林念苏思考了大约五秒钟。
“这篇研究我读过。”他开口，“研究纳入的是巴塞罗那分期A期的肝癌患者，结论是对于这部分早期患者，术后辅助TACE没有获益。但需要注意三点。”
他竖起手指：“第一，研究排除了有微血管侵犯的患者，而这部分患者正是辅助治疗可能获益的人群。第二，随访时间只有三年，肝癌复发高峰在术后五年。第三，研究中TACE的时机和方案不统一，可能影响结果。”
王振华教授的眼神亮了一下。
“所以我的临床实践不会完全改变。”林念苏总结道，“对于没有微血管侵犯的早期肝癌，我会谨慎推荐辅助TACE，更多强调定期随访。但对于高危患者，特别是病理提示微血管侵犯、多发肿瘤、或切缘＜1cm的，我仍然会建议辅助治疗。个体化治疗，而不是一刀切。”
李明远主任抬起头：“如果患者坚持要做辅助TACE，你怎么沟通？”
“我会把这篇研究的数据给他看。”林念苏说，“告诉他，医学证据显示可能没有好处，反而有副作用。但最终决定权在患者。我的责任是告知风险利弊，而不是替他做决定。”
“如果患者说医生，你说了算，你怎么处理？”李明远追问。
“我会说：‘我不能替您决定，但根据我的经验和现有证据，我不推荐。’”林念苏回答得很干脆，“医生要敢于说‘不’，这是对患者负责。”
孙建国教授微微点头。
接下来二十分钟，问题一个接一个。
“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处理原则？”
“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手术适应症？”
“腹腔镜肝切除中转开腹的指征？”
“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肝叶萎缩的治疗策略？”
问题越来越深，越来越细。
有些问题连在座的专家都要思考片刻，但林念苏对答如流。
他不仅说出标准答案，还能引述最新文献，分析争议点，甚至提到几个国内外正在进行的前瞻性研究。
钱卫东副主任突然问了个临床场景题：“假设你现在值夜班，急诊收了个肝破裂出血的患者，血压80/50mmHg，心率130次/分。床边B超提示腹腔大量积液。但患者家属不同意手术，说要等在外地的儿子回来签字。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刁钻，考的是临床应急能力和医患沟通。
林念苏几乎没有犹豫：“首先，立即启动院内急救预案，组织普外科、麻醉科、ICU多科会诊，建立两条静脉通道快速补液，备血，准备手术室。同时，我会亲自和家属沟通。”
“沟通什么？”
“第一，告知患者随时可能死亡，等不起；第二，解释手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三，如果家属仍不同意，立即报告总值班、医务处，必要时请示院领导启动紧急救治程序。”林念苏顿了顿，“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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