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盯着那碗药，突然笑了：“我写，我写还不行吗？”他被铁链锁在书案前，握着笔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写下的密令却字字清晰：“正月初十，速来福州府衙议事，有要事相商——耳东”
密令由吴燕殊的信鸽分送各地。长江以南的州县，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耳东会”的头目：泉州的盐商苏猛，手里握着元军的粮草通道；建瓯的秀才赵文，表面教蒙学，实则给元军画地形图；漳州的船老大林三，每趟船都给孛罗送义军的动向……算下来，竟有三十七个头目。
正月初十这天，福州府衙外的茶馆里坐满了“客人”。泉州的苏猛穿着貂皮袄，身后跟着四个保镖，腰间鼓鼓囊囊的；建瓯的赵文摇着折扇，装作吟诗作对，眼睛却总瞟着府衙的侧门；漳州的林三更直接，扛着个酒坛，说是给“耳东大人”贺岁，坛底却藏着把短铳。
他们三三两两地走进陈宜中府邸，刚穿过月洞门，就听见身后“哐当”一声——大门被锁死了。苏猛刚要拔刀，郭虎的士兵已从假山后杀出，突火枪的枪口对着他的脑门：“别动！”赵文想翻墙，却被黄丽的箭钉住了袍角，摔了个四脚朝天；林三的酒坛摔在地上，滚出的不是酒，是火药，雷芸冷笑一声，手里的火把差点扔过去。
三十七个头目，没一个漏网。审问时，苏猛还想狡辩，直到陈宜中被带出来，他才瘫在地上：“我招……泉州的粮仓在城南的破庙里，钥匙在我小妾手里……”
赵文则哭着说：“我是被逼的！元军抓了我女儿……”却被吴燕殊的小白鼠打脸——从他袖中拖出的密信里，写着“可趁夜袭杀文天祥”。
林三最硬气，梗着脖子说：“要杀便杀，老子不怕！”直到阿黎把他给孛罗的密信拍在他脸上，信里写着“正月十五，烧福州粮仓”，他才蔫了，供出漳州的元军暗哨藏在渔船上。
审完这些头目，我让人按名单画出地图，长江以南的“耳东会”网络，像条毒蛇被摊在纸上，每个节点都被标得清清楚楚。“传令下去，”我指着地图，“每个州县派一个特战骑兵大队，按名单锄奸！”
特战大队的骑兵们早已待命。石敢当带着一队往泉州，马蹄踏过泉州的青石板时，百姓们涌出来指路：“苏猛的小妾在怡红院！”“破庙的粮仓有三层地窖！”他们抄了苏猛的家，搜出的元军密信堆了半屋，解救的被抓百姓里，竟有文天祥的远房侄子。
建瓯的赵文家被抄时，蒙学的孩子们举着石头砸他：“坏人！你教我们认蒙古字，是想让我们忘了大宋！”士兵们从他书房的墙里，挖出了三十多张建瓯的布防图，每张都标着义军的粮仓和兵营。
漳州的林三被抓后，渔婆们划着小船，带着士兵们搜遍了海湾，找出了十二艘藏着元军的渔船。有个渔婆指着船底的暗格，激动地说：“就是这些船，上个月运走了咱们的盐！”
不到半月，长江以南的“耳东会”被连根拔起。元军突然成了瞎子聋子，义军的动向再也传不出去，孛罗的骑兵在山林里瞎闯，好几次掉进我们挖的陷阱。
文天祥的亲笔告示贴满了各州县城墙，上面写着：“凡揭发奸细者，赏粮五石；愿从军者，优先录用。”百姓们纷纷响应，有个老农牵着牛来，说：“我儿子死在元军手里，我替他从军！”有个秀才背着书箱，说：“我会画画，能给义军画地图！”
特战骑兵大队像滚雪球一样壮大，从最初的七千多人，变成了三万大军。石敢当的突火枪队添了新丁，有铁匠的儿子，有猎户的女儿，练枪时的齐射声，能惊飞半里地的鸟。
福州府衙的灯笼又亮了起来，这次却映着笑脸。文天祥握着我的手，掌心的老茧硌得人踏实：“刘云，你这一手，比打赢十场仗还管用。”吴燕殊的银狐趴在他脚边，嘴里叼着刚从奸细窝里搜出的玉佩，像是在邀功。
我望着窗外的夜空，福州城的灯火比星星还密。剑在鞘里轻鸣，像是在和远处的练兵声应和。“耳东会”的根被拔了，但元军还在，孛罗还在，这场仗还得打下去。
只是此刻，握着剑的人更多了。茶馆老板的儿子，会在给士兵送茶时听军情；渔婆的女儿，能在摇橹时分辨元军的船；连城隍庙的小和尚，都学会了给信鸽系密信。
长江以南的土地上，锄奸的刀还在挥，练兵的号子还在喊。我知道，只要这些声音不停，大宋就不会亡。剑刃上的霜花在烛火下融化，滴在地上，像颗刚落下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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