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晨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几分憨厚和无奈的笑容。
“谢谢刘姐关心。”他挠了挠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吴哥是组长,领导安排了工作,我总不能不去啊。再说了,我也想多锻炼锻炼自己。”
这副“傻白甜”的模样,让刘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表情,不再多说,转身走开了。
苏晨的这番应对,通过眼角的余光和敏锐的听觉,被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尽收心底。
“还是太嫩了。”
“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
“呵呵,锻炼?怕不是要去火葬场锻炼胆量。”
细碎的、带着优越感的议论声,像蚊子哼哼一样,在空气中飘荡。
吴宇坐在不远处,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更加明显了。他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苏晨的“愚蠢”和“听话”,完美地衬托出了他的“高明”和“领导力”。
苏晨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和一支笔。然后,他将那叠信件小心翼翼地分成了几份,开始了他自己的工作。
他没有像吴宇预想的那样,被困难吓倒,或者鲁莽地直接跑去现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阅读,是整理。
他看得极其仔细,一封信,一张纸,一个字,都不放过。
第一封信,是那个叫王秀兰的老人写的,字迹颤抖,但条理清晰。信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当初是如何响应政府号召,拆掉自家的老房子,又是如何看着“金碧园”从奠基到封顶,再到烂尾的全过程。
第二封信,是一个下岗工人写的,字迹潦草,充满了错别字,但字里行间那种被逼到绝境的愤怒和无助,几乎要从纸上喷薄而出。他提到了自己孩子因为没有固定住址,上学都成了问题。
第三封信,来自一个自称是“退休教师”的人,用的是工整的钢笔小楷,引经据典,从法律条文到政策文件,一条条地分析开发商的违约行为和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力。
……
苏晨一封封地看下去,神情越来越专注。
他的笔记本上,也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字迹。他没有去记录那些情绪化的控诉,而是像一个最严谨的侦探,在海量的信息碎片中,寻找着那些被反复提及的、客观存在的核心要素。
他列出了一个表格。
表格的第一列是“信件编号”,第二列是“当事人姓名”,第三列是“核心诉求”。
而在第四列,他写下了“共同指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办公室里的人来了又走,窗外的阳光从灿烂变得柔和。苏晨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了。
吴宇偶尔抬起头,看到苏晨那副“埋头苦干”的傻样,心中便多一分轻蔑。在他看来,这些信里的东西,无非就是哭穷、叫苦、谩骂,看再多遍,也只是在重复吸收负能量而已。真正的关键,在于“跳出问题看问题”,在于高屋建瓴的“政治手腕”。
苏晨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学生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苏晨的视野里,一片由无数细节构成的、脉络清晰的“森林”,正在缓缓浮现。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当苏晨看完最后一封信,合上笔记本时,窗外的天色已经染上了橘红色的晚霞。
办公室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他和还在假装研究文件的吴宇。
苏晨的笔记本上,已经画出了一张简易的人物关系图和时间线。
所有的线索,所有的“怨气咒缚”,在经过梳理之后,都奇迹般地指向了几个共同的节点。
其中一个,是一个名字。
——“张大军”。
这个名字,在超过三十封信里被提及。他不是开发商老板,也不是什么部门领导。他的身份,是当年开发商设在拆迁现场的“项目协调办公室”的主任。
几乎所有的拆迁户都提到,当初就是这个叫张大军的人,笑容满面地给他们端茶倒水,拍着胸脯向他们保证,给他们许下各种口头承诺。也是这个人,在楼盘烂尾之后,第一个人间蒸发,办公室人去楼空。
他是所有矛盾的最初接触点,是所有谎言的直接传达者。
找到了他,就等于找到了解开整个事件的第一把钥匙。
苏晨的目光,落在了笔记本的另一处。
那是一个日期。
“五年前,六月十二日。”
这个日期,同样被反复提及。那一天,是开发商承诺的、最后一次解决问题的期限。据信中描述,那天,上百名拆迁户聚集在项目部门口,等着开发商和区里的领导来开协调会。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领导,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以及项目部大门上那把冰冷的铁锁。
从那天起,所有的沟通渠道,都被彻底切断。
那场倾盆而下的暴雨,浇灭了他们最后的希望,也点燃了他们最深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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