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晚风带着县城特有的煤烟味，卷过街边挂着 “红光旅馆” 木牌的门面时，薛郎朗正捏着前台递来的塑料钥匙牌上楼。
楼梯间的灯还挂着蜘蛛网，昏黄的光线下，墙面上 “禁止随地吐痰” 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
他推开 203 房的木门，一股混合着肥皂和旧家具的味道扑面而来，靠窗的铁架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墙角的暖水瓶还裹着针织套 —— 这是 90 年代初县城旅馆的标配，便宜，却也实在。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薛郎朗就踩着露水往县银行走。街边的早点摊已经冒起热气，炸油条的 “滋滋” 声伴着 “豆浆两毛一碗” 的吆喝，勾得人肚子直叫，可他只是紧了紧衣领快步走过 —— 时间真的太赶了。
银行门口的铁栅栏只拉开了半人宽的缝隙，晨雾还没散尽，就有七八个人贴着栅栏排起了队。
排在前面的是个挎着蓝布包的老太太，手里攥着一本皱巴巴的存折，嘴里念叨着要给孙子买好吃的；后面的中年男人则紧抱着黑色人造革包，指节都泛了白 ——90 年代初的县城银行，每天都挤满了这样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每一分钱都连着家里的柴米油盐。
薛郎朗站在队尾，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存折，耳边满是队伍里的低声交谈：“听说隔壁厂这个月工资又拖了”“化肥又涨了一毛，今年种地难啊”。
终于等到叫号声响起，那带着电流杂音的广播念出 “008 号” 时，薛郎朗快步走到柜台前：“同志，取八万。”
话音刚落，柜台里正在清点零钱的女职员猛地抬起头，手里的镊子 “啪嗒” 掉在钱箱里。她先是瞪大了眼睛，又揉了揉，像是没听清，过了好一会儿才试探着问：“您说…… 取多少？”
“八万。” 薛郎朗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却让旁边窗口正在存钱的大爷瞬间停住了动作，连排在后面的人都往前凑了凑，好奇地往这边张望。
女职员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她下意识地朝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先生，您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咱们县城人均月工资才两百块，八万…… 那是普通人不吃不喝攒三十多年的钱啊！”
她的声音里满是不可思议，指尖在柜台玻璃上轻轻敲着，像是在确认自己没听错。
薛郎朗早有准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齐的纸条，从玻璃缝里递过去：“昨天已经打电话预约过了，这是预约单。”
女职员接过纸条，对着灯光看了三遍，又翻出厚厚的预约登记本，手指在泛黄的纸页上飞快地划过，终于在 “9 月 12 日” 那一行找到了 “薛郎朗 八万” 的字样。她松了口气，却又皱起眉头：“您稍等一下，这么大的额度，我得找领导批。”
说着，她麻利地站起身，快步走向柜台后面的小办公室。
没过两分钟，办公室的门开了，女职员跟在一个秃顶中年人后面走了出来。
中年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领口系着红领带，肚子微微隆起，正是这支行的行长王平安。
王平安没有进柜台，而是绕到外面，脸上堆着热情的笑，快步走到薛郎朗面前，主动伸出手：“这位同志，我是行长王平安，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楼上有办公室，咱们上去谈，喝杯茶。”
他的手又厚又暖，握得格外用力，眼神里却藏着一丝精明的打量 —— 能一次性取八万的人，绝不是普通百姓。
薛郎朗在众多惊诧、异样的目光中跟着他上楼，办公室里摆着一张暗红色的木办公桌，桌上放着一台老式拨号电话，墙角的铁皮柜上还贴着 “增收节支” 的标语。
王平安亲自给薛郎朗倒了杯龙井茶，茶杯是印着 “先进工作者” 的搪瓷杯，他把茶递过来时，特意用袖口擦了擦杯沿：“同志贵姓？看着面生，是做什么生意的？”
薛郎朗接过茶杯，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笑着回答：“免贵姓薛，薛郎朗。在城郊包了块地搞农庄，还办了个驾校，这不，今天取了钱要去办房产过户，以后家装生意也想试试。”
“农庄？驾校？家装？” 王平安眼睛一亮，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连眉头都舒展开了，“薛同志年轻有为啊！现在政策鼓励个体经营，像您这样敢闯敢干的，将来肯定有大发展！” 他顿了顿，又试探着问，“那您以后资金往来肯定多，咱们银行有定期存款优惠，贷款政策也灵活，要是有需要，随时找我。”
薛郎朗心里门儿清，这行长如此殷勤，无非是看中了他背后的潜在业务 —— 无论是农庄的周转资金，还是驾校的后续投资，都是银行眼里的 “优质客户”。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笑着说：“王行长客气了，以后少不了麻烦您。”
王平安立刻来了精神，亲自下楼安排取钱。没过多久，两个保安抬着一个银色的金属手提箱走了上来，打开一看，一沓沓用牛皮纸捆好的百元纸币码得整整齐齐，上面还盖着银行的红色印章。“薛同志，这是八万，您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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