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夏天，像个巨大的、烧红的铁砧。太阳悬在头顶，毒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连空气都扭曲变形，蒸腾起滚滚热浪。宏盛工地上，裸露的钢筋被晒得烫手，摸一下能烙掉一层皮。水泥地面反着刺眼的白光，热气从脚底板直往上窜。
张建国站在十八层高的外脚手架上，像一只贴在滚烫铁板上的蚂蚁。汗水早已浸透了他那件洗得发白、印着“宏盛建筑”的橙色工装，湿漉漉地紧贴在瘦削的脊背上。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额角、鬓角、下巴，成串地往下淌，砸在手中那块沉甸甸的红砖上，“啪嗒”一声，瞬间被滚烫的砖面吸干，只留下一个深色的圆点。
他抹了一把脸，手背上立刻留下一道混合着水泥灰和汗水的泥印子。几个月前那个连瓦刀都拿不稳的四川娃儿，此刻的动作却带着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韵律感。抄砖、抹灰、砌墙、敲实……一气呵成，精准利落。手掌上那些磨烂的血泡早已结成了厚厚的老茧，像一层天然的铠甲，抵御着砖石的粗粝。
“吱嘎——吱嘎——”
塔吊巨大的钢铁臂膀在头顶缓缓转动，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仿佛随时会不堪重负地断裂。机器的轰鸣、钢筋的碰撞、工头的吆喝……各种噪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令人窒息的声浪，冲击着耳膜。
就在这时，一阵不同寻常的引擎声由远及近，打破了工地的喧嚣。一辆锃亮的银色商务车，像一条滑腻的银鱼，悄无声息地驶入这片尘土飞扬的钢铁丛林，稳稳停在工棚那片低矮的铁皮房前。车门打开，一股冷气混合着皮革和香水的味道逸散出来，与工地上浓烈的汗臭、水泥灰和机油味格格不入。
一个穿着熨帖白衬衫、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率先下车。他身形挺拔，皮鞋纤尘不染，踩在泥地上，眉头几不可查地蹙了一下。他手里拿着一卷图纸，目光锐利如鹰隼，扫视着这片热火朝天却又混乱不堪的工地，眼神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他身后跟着几个穿着崭新工装、提着工具箱的年轻人，神情拘谨。
“都停一停！停一停！”工头王金发那破锣嗓子适时响起，带着一种近乎谄媚的腔调，小跑着迎了上去，“李工！您可算来了！一路辛苦！辛苦！”他搓着手，脸上堆满了油腻的笑容，脖子上的金链子在阳光下晃得刺眼，“这就是咱们工地，条件简陋了点，您多担待！多担待！”
“李工？”张建国在脚手架上直起腰，抹了把汗，远远望去。那个被称为“李工”的男人，侧脸线条冷硬，镜片后的眼神锐利而淡漠。海归工程师？张建国心里咯噔一下。他听说过这种人，喝过洋墨水，本事大，架子也大。他们和这些浑身汗臭、靠力气吃饭的农民工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瓦刀，低下头，更加用力地敲打着砖缝，仿佛要把那点莫名的局促和不安都敲进水泥里。
然而，李工的目光却像探照灯一样，在工地上逡巡片刻，最终精准地定格在张建国所在的砌砖组。他迈开步子，皮鞋踩在碎石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径直走了过来，在王金发亦步亦趋的陪同下，停在了张建国面前。
张建国能感觉到那道审视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像针扎一样。他停下动作，微微垂着头，汗水顺着鼻尖滴落。
“你叫什么名字？”李工的声音响起，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清晰地穿透了周围的噪音。
“张建国。”张建国抬起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些。
“张建国……”李工重复了一遍，目光扫过他刚刚砌好的那半截墙体，又落在他沾满灰浆的手和瓦刀上，“手法还算熟练，但效率太低。”他语气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砌一块砖，你用了十七秒。标准时间，可以压缩到十二秒以内。”
张建国心头一震！十七秒？十二秒？他从来没算过这个！他只知道埋头苦干，一块接一块地砌。一股不服气夹杂着被轻视的羞恼涌上心头，但他只是抿紧了嘴唇，没吭声。
李工似乎并不在意他的反应。他抬手，从身后一个助手手里接过一支精致的钢笔，然后“唰”地一声，展开了手中那卷图纸。图纸洁白挺括，上面画满了复杂的线条和符号。他俯下身，直接在图纸背面一处空白处，龙飞凤舞地画了起来！动作快而精准！
几笔勾勒，一个清晰的结构图跃然纸上！标注着角度、间距、灰浆厚度！
“看清楚了。”李工的声音依旧没什么温度，他把那张临时绘制的图纸塞到张建国手里，“按这个角度砌，灰浆厚度控制在1.5公分，砖缝错开三分之一。动作连贯，减少无效位移。效率至少提升百分之三十。”
图纸上清晰的线条和精确的数字，带着一股冰冷的理性力量，冲击着张建国。他下意识地接过图纸，粗糙的手指触碰到那光滑的纸面，竟有些微微发颤。他低头看着那简洁却精准的图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心底滋生——这方法，好像……真的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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