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淑也不苛责他，只要求他“安静玩耍，不添乱就好”。
小家伙倒也懂事，大多时候就坐在妈妈身边，玩他的小汽车，或者看着妈妈劳作，偶尔用小手给妈妈扇扇风。
周日，肖正云从县里赶回来，也会加入这场“手工脱粒大战”，一家人一边干活，一边闲聊，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交完了玉米的公粮，没歇多久，就到了紧张的双抢时节——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种晚稻很少)。
家庭联产承包后，家家户户都是先顾好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
收割稻子更是争分夺秒，就怕天气突变。一旦遇到连绵阴雨，或者大风把成熟的稻子吹倒伏在水田里，稻谷很快就会发芽、霉变。而粮站是绝对不收这种发芽稻谷的。
那时粮食系统是“铁饭碗”，职工们服务态度差、挑三拣四、压级压价是普遍现象，在群众眼里，跟“活土匪”差不多，但又敢怒不敢言，毕竟公粮必须交到他们手上。
今年是分田到户第一年，文家劳力多，还没分家，体现出了巨大优势。
文大路亲自调度，带领文云仁（暂时放下厂里事务）、文云义以及请来的几个短工，组成“抢收队”，先在文家湾以惊人的速度收割完自家的稻谷，然后集中全部力量，只用两天时间，就把文云淑母子那几块水田的稻谷全部收割、脱粒完毕，运回院子晾晒。
就在文家刚把晒干的稻谷收进仓房的第二天，天空乌云密布，连续三天的中雨倾泻而下。
村里一些动作稍慢，或者劳力不足的人家，稻子还未来得及全部收割，被大风大雨打得倒伏在泥水里，眼看大半年的辛苦就要付诸东流，田埂上传来阵阵哭嚎声。
文云淑抱着肖镇，站在屋檐下，看着外面的雨幕，心中充满了对父兄决策果断的感激，也对那些受灾的乡邻报以深深的同情。土地的馈赠和残酷，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孩子们开学后不久，地里的红薯也该收了。挖完红薯，整理好土地，又要抓紧时间种下冬小麦。
这就是八十年代初，重庆农村一年到头周而复始的主要农事活动，忙碌、艰辛，却也充满了对收获的期盼。
………………
时间临近国庆节。一个周日，肖正云行色匆匆地从县城赶回文家湾，带回来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县里正在酝酿新一轮“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行动，风声很紧，据说这次力度会很大。
文云淑心里“咯噔”一下。她的电子表生意，虽然满足了市场需求，赚取了巨额利润，但在政策定性模糊的当时，始终游走在灰色边缘，随时可能被当作“投机倒把”的典型。
她当机立断，立刻通过隐秘渠道，向所有下游代理商发出了“暂时休整，等待通知”的指令，果断停止了业务。
接下来是处理巨额的现金。
她不敢存银行（怕引起注意），和父亲文大路商量后，两人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用厚厚的塑料薄膜将一捆捆钞票层层包裹、扎紧，然后由文大路亲自出手，在老屋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挖坑深埋，做了巧妙的伪装。
这是那个年代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处理“不便见光”财富的常见方式。
处理完这些，文云淑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以探亲的名义，带着儿子和二哥文云义，去云南春城探望两年未见的丈夫肖正堂。
一方面确实是思念丈夫，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暂时离开巴县这个是非之地，避避风头。
一路绿皮火车，摇晃了几天几夜，终于抵达昆明。
然而，运气不佳。部队接待人员非常热情，但告知他们，肖正堂在前不久，已奉命带领他训练了近一年的特种部队，开赴边境执行任务去了，归期未定。
希望落空，文云淑在部队招待所呆了两天，心情复杂。
既有对丈夫安危的担忧，也有对前路的迷茫。
她看着南国与巴县截然不同的风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她与二哥文云义商量：“二哥，既然来了，我们干脆拿着部队开的介绍信，直接去广州看看吧！
都说那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罗湖的罗家村，培基兄弟家就在那里搞事业，我必须亲眼去看看，心里才能对将来有个数。”
文云义也被妹妹的魄力感染，点头同意。于是，三人拿着盖有部队公章的介绍信（这在那时是极好的通行证），登上了从昆明飞往广州的飞机。
这是文云淑和肖镇第一次坐飞机，对于文云淑来说，她必须亲眼见证那个传说中正在发生巨变的地方，她凭借电子表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丈夫将来退伍后衣食无忧，但她想要的，远不止于此。
她需要为家庭，也为她自己，找到一条更宽阔、更稳妥的未来之路。
就在文云淑乘坐的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不久，第三天，肖正堂便带着完成了任务的部队，风尘仆仆地撤回了基地休整。
他与妻儿，就这样在时空交错中，失之交臂。但时代的洪流，已经推着文家的每一个人，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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