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咱池溪村的日头，好像一年比一年暖和了。自打恒仔，哦，就是傅水恒，带着咱们把那片瘌痢头似的热忱地拾掇成了聚宝盆，这日子就跟那拔节的稻穗似的，一天一个样儿。仓里有粮，心里不慌。家家户户的碗里，米饭是越来越白，越来越香，往年那带着涩味的瘪谷子，都快成老黄历了。连带着，村里人脸上的皱纹好像都舒展开了些，说话的声音也亮堂了。
可恒仔这人啊，就跟那上了发条的钟似的，一刻也闲不住。地里的活儿刚见着眉目，他的心又操到了别处。这事儿，还得从村西头那几间破房子说起。
那是咱们池溪村唯一的小学。说是小学，其实就是几间比咱家黄泥房强不了多少的旧祠堂盖的。墙皮剥落得厉害，顶上盖的瓦，下雨天是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窗户没几块好玻璃，冬天就拿木板、破棉絮堵着，黑咕隆咚的。课桌板凳更是缺胳膊少腿，孩子们写字都得歪着身子。教书先生也留不住，条件太苦，有点门路的，待不了一年半载就想办法调走了。咱村的娃崽，能识几个字、会写自己名字，就算不错的了。想往上读，就得翻山越岭去镇里，路远不说，花费也大，没几户人家供得起。
往年饭都吃不饱，谁有心思琢磨这个？能活命就不错了。可如今不一样了，肚子填饱了，心里就活泛了，谁不盼着自家的娃能有点出息，别再像咱们一样，一辈子围着这几分薄地打转，连个县城都难得去几回。
我常见恒仔忙完地里的活，就背着手，在那破学校外头转悠，一看就是半天。眉头皱着，眼神沉沉的。有时候，他会蹲在墙角，看着那些放了学在泥地里追逐打闹、浑身脏得像泥猴似的娃崽们，一看就是好久。那眼神，复杂得很，有心疼，有期盼，还有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
有一天晚上，他把我、老支书，还有村里几个说得上话的老人，都叫到了他那间小屋里。煤油灯的光晕昏黄，照着他严肃的脸。
他也没绕弯子，开门见山就说：“三叔公，五哥，各位老兄弟，咱们池溪村，现在粮食是不愁了，可往后看，光有粮食还不够啊。”
我们都看着他，等着他的下文。
他用那粗糙的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声音不高，却字字砸在我们心坎上：“咱们这代人，吃了没文化的亏，睁眼瞎，走出去都矮人三分。难道还要让咱们的娃，咱们的孙子孙女，也走咱们的老路吗？”
老支书叹了口气：“恒仔，你说的在理。可……建新学校，那是要花大钱的！咱们村刚缓过劲儿来，哪来的钱？向上头要？怕是难啊。”
恒仔点了点头：“我知道难。可再难，这事也得办！孩子们等不起！”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眼神里有一种近乎灼热的光，“咱们池溪村要想真正变个样，光靠种地不行，得有文化，得出人才！娃崽们有了知识，就像庄稼有了好种子，将来才能长出不一样的苗，结出不一样的果！”
他这话，说到我们心缝里去了。谁不想自家孩子有出息？可钱从哪儿来？
就在这时，恒仔做了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他站起身，走到他那张旧木床边，弯腰从床底下拖出那个他视若珍宝的旧木箱子——就是那个据说锁着他军功章的箱子。我们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拿出钥匙，打开了那把锈迹斑斑的锁。箱子盖掀开，里面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金光闪闪的勋章（后来才知道，勋章和证书用油布包着，压在箱底），上面一层，整整齐齐码放着的，是一沓沓的人民币！有十块的，五块的，最多的是皱巴巴的一块、两毛的票子，还有一些分币，用橡皮筋扎得紧紧的。
我们都傻了。恒仔过日子是出了名的仔细，甚至可以说是抠搜。他一个人，除了必要的油盐酱醋，几乎不花钱，衣服补了又补，抽最便宜的烟丝。我们都以为他没什么积蓄。
他把箱子推到桌子中央，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家常事：“这是我这些年来，国家发的退伍金、残废金，还有平时省下来的一点积蓄。我数过了，一共是两千八百七十三块六毛四分。”
两千八百多块！我的老天爷！在咱们这山旮旯里，这简直就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够盖好几间大瓦房，够娶几房媳妇了！
“恒仔，你……你这是……”老支书的声音都哆嗦了。
恒仔的脸上露出那种我们熟悉的、淡淡的、却无比坚定的笑容：“这些钱，我留着也没什么大用。吃穿不愁，就够了。我想把它们都拿出来，给孩子们建新学校！算是……算是咱们建校的第一笔款子吧。”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煤油灯芯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鼻子发酸。我看着恒仔，看着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肘部磨得快透明的旧军装，看着他脚上那双鞋底都快磨穿的解放鞋，再看看桌子上那满满一箱子的钱……这钱，是他用命换来的抚恤金啊！是他一分一厘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血汗钱啊！他就这么轻飘飘地，全都拿出来了？为了这些跟他非亲非故的娃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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