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光村。
这个日子夹在圣诞和元旦之间，像个被遗忘的驿站，往前是热闹，往后也是热闹，唯独它自己冷冷清清。钱乐欣早上醒来的时候，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是灰白色的，分不清是阴天还是雾霾。她躺了一会儿，把手放在肚子上，那里今天很安静，像是里头的小家伙也在犯懒。
没人告诉她今天，12月28号，什么不同。
起床，洗漱，热一杯牛奶，烤两片面包。面包有点干，她就着牛奶慢慢咽下去。吃完早饭，她把碗筷收进水池，没有立刻洗，而是走到卧室角落，停在那台机器面前。
那是一台德国产的KINOTON 16毫米放映机，钱景尧花了大价钱从德国回来的，占用了一个大件指标。当时他说这是“专业级的东西，德国人做的东西能用一辈子”。现在，这台冰冷的机器成了她在这间屋子里最忠实的陪伴。
KINOTON的机身是深灰色的，沉得吓人，两侧的金属散热孔排列整齐，像某种精密仪器的呼吸口。此刻它安静地立在专用的金属架上，镜头对着墙上挂着的那块可收放的幕布。钱乐欣弯腰打开电源开关，机身底部立刻传来一声沉闷的嗡鸣，那是内部风扇开始运转的声音。她把16毫米的片盘装到供片轴上，金属轴芯咔哒一声锁紧。穿片是个需要耐心的活，她必须让胶片依次绕过供片齿轮、片门、音鼓和收片齿轮，每一处齿孔都要准确地卡进齿轮的齿牙里。第一次操作的时候她花了半小时，手忙脚乱，差点把胶片扯断。现在熟练多了，两分钟搞定。
她按下启动键，电机开始转动，齿轮啮合的声音细密而均匀，像一只巨大的机械钟表在体内走动。片门里的灯泡亮起来，一束光穿透镜头，打在幕布上。胶片一帧一帧地通过片窗，画面在轻微的抖动中活了过来，那是里克酒吧的黑白世界，烟雾缭绕，钢琴师在弹《时光流转》，山姆坐在琴凳上，手指按下琴键。
这已经是第几遍了？她懒得数。刚开始看的时候，她还会在心里默默计算次数，后来次数多了，计算就失去了意义。就像一个人天天走同一条路，走着走着就不再数脚步，只是走。
可奇怪的是，看得越多，她就越发现自己以前根本没看懂。
《卡萨布兰卡》的诞生与二战历史紧密交织。1942年，正值盟军登陆摩洛哥的关键时刻，影片的拍摄几乎与真实战局同步推进。这些背景知识是钱景尧以前讲给她听的，当时她左耳进右耳出，现在却莫名其妙地想了起来。导演迈克尔·柯蒂斯在好莱坞片厂制度下，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这部作品，剧本创作全程充满不确定性，编剧团队根据新闻简报实时调整剧情，甚至结局直到拍摄前仍未确定。那种“边拍边改”的创作模式，反而赋予影片一种粗粝的真实感，正如制片人所说：“混乱中诞生的奇迹，恰是战争的倒影。”
比如今天，她的目光落在一个始终坐在角落里的老人身上。那是个几乎没有台词的角色，镜头扫过他的时候，他永远只是默默地喝酒，偶尔抬头看一眼那些喧闹的人群，然后又低下头去。他的脸上有一种很深的疲惫，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缓过来的疲惫，而是那种在战争里活了太久、看见过太多东西之后，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的疲惫。
钱乐欣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她忽然想，这个人以前是什么样的呢？战争开始之前，他也许是个教师，也许是个商人，也许有妻子和孩子。人都去哪儿了？是死了，失散了？他每天坐在这间酒吧的角落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是不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事情？
以前看这部电影，她只觉得主角们的故事荡气回肠。现在她忽然意识到，那些坐在角落里的人，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人才是大多数。他们不是不爱，不是不勇敢，只是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只剩下活下去这一个念头。
她的手放在肚子上，那里还是安静的。
荧幕上的画面继续流动。山姆还在弹琴，里克低头喝着威士忌，伊尔莎还没有出现。一切都还早。
槐树的影子从窗台爬到了地板上，又慢慢地爬到了墙上。钱乐欣没有起身开灯，就着放映机投出的光继续看。那束光里有细小的尘埃在飞舞，像是被惊扰的旧梦。
电影进行到那场着名的对决戏，德国军官开始带领众人唱起刺耳的德国歌曲，酒吧里的气氛骤然紧张。以前看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跟着英格丽·褒曼走，看她那闪烁着泪光的蓝色眼眸，看她进退两难的挣扎。可这一次，她的目光落在了那个无名无姓的女歌手身上。
那位酒吧驻唱的女歌手，先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然后抬起头，向乐队的方向用力地、几乎是带着挑衅地一点头。《马赛曲》的前奏响起来了。
镜头扫过她的脸，只有短短两三秒。那张脸上没有眼泪，没有夸张的愤怒，只有一种近乎肃穆的坚毅。她唱得不算完美，声音里甚至有一点点颤抖，可她唱得那样用力，像是要把胸腔里所有的空气都化作那几个音符。周围的法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加入进来，声音越来越洪亮，盖过了对面的德语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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