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和弦坐在法庭冰凉的长椅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背包粗糙的布料。她的目光穿过略显空旷的旁听席，落在被告席那个熟悉的背影上，谭笑七今天穿着一件长袖衬衫，肩膀绷得笔直，像一把拉满的弓。
她出现在这里，是意外，也并不意外。前天帮七哥接邬总电话时，那个低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转告七哥，谭妈那边的起诉，后天开庭。”虞和弦握着话筒的手微微出汗。电话挂断后，她在四室两厅的落地窗前站了许久，望着对面塔楼稀疏的灯光，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去北京。悄无声息地去。
智恒通的记忆总是带着一种温暖的底色。虞和弦还记得一年前的那个雨天，她和姐姐虞海仙拖着两个磨损严重的行李箱，站在狮子楼金碧辉煌的大堂里。领班的眼睛像扫描仪一样在她俩身上来回移动。那天，她们一群小姐妹刚从江西来到海市，身上的衣裳是狮子楼老板买的，新潮又廉价。
在狮子楼的日子不长，十七天。虞和弦却觉得像过了十七个月。醉醺醺的客人、桌底下突然伸过来的手、领班意味深长的“提醒”，她脑子里那根弦时刻紧绷着，睡觉时枕头下都藏着一把水果刀。姐姐海仙有次躲在洗手间哭，因为有个客人把酒泼在她新买的衬衫上，手“不小心”停留了太久。
然后命运转弯了。毛总来狮子楼宴请客户，离席时在走廊上看见正在帮忙的咨客虞和弦——她正费力地搬着一箱空酒瓶，手腕细得让人心惊。毛总要了她的联系方式。两天后，姐妹俩站在了智恒通22号大楼前。
那是全然不同的世界。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老魏会在午休时泡一壶菊普，给每个人都倒一小杯；吴德瑞说话总是不紧不慢，遇到难题就大笑来掩饰尴尬；邬总雷厉风行，但吩咐工作时总会多说一句“辛苦了”。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人用那种黏腻的目光打量她们，没有人“开玩笑”地碰她们的肩膀或腰。姐妹们第一次领到工资的那个晚上，在公司提供的荣泰楼小房间里，海仙忽然说：“和弦，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扎根。”
虞和弦当时用力点头，心里涌起一种近乎虔诚的感恩。她感谢毛总的引荐，感谢这里每一个人用平常的目光看着她们——那种目光让她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
飞机起飞后，绕着海市上空转了大半圈，然后摆正机头向北飞去。舷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郁郁葱葱渐变为北方的开阔萧索。虞和弦手里握着小瓶矿泉水。她想起第一次知道谭笑七身世的那天。
那是个加班到深夜的冬日，北京崇文门饭店七层商务套间里，只剩下她和邬总在整理一份文件。空调发出轻微的嗡鸣，邬总忽然说：“谭总今天情绪不太好。”虞和弦当时正在装订文件，针尖不小心刺到了手指。
邬总的话很克制，但虞和弦听懂了那些没说出口的部分——弃养、挣扎、白手起家。她没说话，只是继续手上的工作，心里却翻涌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后来她曾仔细分辨过那情绪的成分：有心疼，但更多是一种奇异的感激。是的，感激。如果不是那些磨难把谭笑七锻造成现在这样——像野草一样坚韧，像刀锋一样锋利——那么他可能永远不会离开北京，永远不会来到海市，永远不会创办智恒通，那么虞和弦的人生轨迹也将完全不同。
“很扭曲的想法吧。”她当时自言自语。
但这就是虞和弦，一个习惯在每一片乌云上找银边的人。农村老家那三间瓦房、父母对三个哥哥明显的偏袒、初中毕业就被要求下地干活的夏天——她都感恩。感恩父母毕竟没真的把她们姐妹送人，感恩家里饭桌上总有一小碟鸡蛋是专门留给两个女儿的，感恩父母最终允许她们来海市，虽然只是为了“挣嫁妆”。
“人要知足。”这是母亲常说的话。虞和弦深以为然。
法庭的空调开得很足，虞和弦搓了搓手臂。旁听席上人不多：几个记者模样的人坐在前排，还有一个穿着朴素的老人，手里捏着一串佛珠。
她的位置选得很巧妙——从谭笑七的方向看过来，这里恰好被一根大理石柱挡住大半；但如果稍微侧身，就能看见七哥的侧脸。此刻的谭笑七微微低着头，律师正在她耳边轻声说着什么。她今天把头发盘起来了，露出白皙的脖颈，那个姿势让虞和弦想起某种鸟类，警觉而脆弱。
虞和弦忽然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如此长久地、不被察觉地注视谭笑七。
比如有次虞和弦送文件到总裁办公室，推门看见谭笑七站在窗前，背影在夕阳里薄得像纸；听见声音回头时，眼睛里有些没来得及收拾的情绪。
姐姐海仙是先动心的那个。虞和弦清楚地记得，海仙提到“谭总”时声音会不自觉放软，会默默记下谭总在十天里七天喝高碎三天和绣球的偏好。那时虞和弦还调侃过姐姐：“谭总那么矮，你穿高跟鞋都比他高半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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