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仙当时很认真地反驳：“身高有什么要紧？他站在那里，就是比所有人都高大。”
后来海仙因为那场意外突然离开。悲伤之余，虞和弦某天清晨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在想：“不知道谭总今天会不会又忘记吃早餐。”那一刻她愣住了，然后在渐渐亮起的天光里，明白了某些东西早已悄然改变。
“现在开庭。”
法官的声音把虞和弦拉回现实。她看见原告席上坐着一对老夫妇——谭笑七的父母。他们比想象中更苍老一些，穿着体面但略显过时的衣服，背挺得很直。谭妈妈偶尔会往被告席方向看一眼，又迅速移开视线。
虞和弦试着想象谭笑七此刻的心情。会愤怒吗？会委屈吗？还是早已麻木？她想起自己老家的父母。她理解谭笑七为什么选择法律途径而非私下和解。有些伤口太深，深到任何温情的话语都会变成盐。虞和弦从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调解”或“帮忙”，那不是她该做的事。她能做的，只是坐在这里，像一个无声的见证者。
庭审过程比想象中冗长。虞和弦注意到谭笑七全程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由律师应对。只有一次，当对方律师提到“未尽孝道”时，他抬起头，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弧度。
那一刻，虞和弦忽然很想走过去，不是说话，只是站得近一点。但她没动。她知道他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拯救”。
虞和弦靠在椅背上，忽然想起姐姐海仙出事前的那个周末。她们一起去逛夜市，海仙在一个卖手工饰品的摊位前停下，买了两条细银链。
“一条给你，一条给谭总。”海仙笑着说，“他整天戴那块假手表，都不像个老总。”
后来虞和弦把自己那条收起来了，没忍心戴。而该给谭笑七的那条，她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机会送出去。现在那条链子还躺在她床头柜的小盒子里，偶尔打开看看，银光已经有些暗淡。
回到法庭时，最后的陈述即将开始。虞和弦重新坐下，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阳光从高高的窗户斜射进来，在谭笑七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法庭辩论依然在持续中，那些话关于责任与界限，关于付出与索取，关于一个孩子如何独自长大。虞和弦听着，忽然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家里决定不让姐妹俩继续读书的那个晚上。她躲在被窝里哭，姐姐抱着她，说：“没关系，我们去城里，自己挣钱，自己活。”
后来她们真的做到了。虽然艰难，但终究站稳了脚跟。就像谭笑七，从被弃养的童年，到如今坐在被告席上冷静自持的企业家——他们都是自己把自己从泥土里拔出来的人。
当庭上最后播放谭总弟弟的录像时，虞和弦就觉得不好。寒体的功成使得她具备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知，然后她发现谭妈就要倒下去。虞和弦毫不迟疑地冲过去，一把将谭妈的头托住，避免了那颗已经长满斑斑白发的脑袋直接磕在法庭冰冷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此举违背了虞和弦的初衷——她本来打算等到法庭宣判后就悄咪咪回海市，不告诉谭笑七和邬总。
坐在法院拉犯人的中型面包车里，面对着谭爸，虞和弦思绪万千。她相信谭总不会责怪自己，她也不想违背谭总的心愿。从庭审过程看，明摆着谭总心里已经没了这对老人。而且自己要是过度帮忙，一定会让七哥不开心。所以虞和弦决定，到了医院，等谭妈情况稳定下来，就给七哥打电话，告诉他：首先，自己以后会以谭总“干妹”的身份适当照顾两位老人；不会给钱，只会买一些生活用品，每个月不超过两次探望；其他的自己不会多做。
谭爸惊奇地看着这个漂亮小姑娘。午后的阳光透过车窗映到她年轻的脸上，充满了勃勃生机。于是谭爸叹了一下“唉，要是有这么个女儿就好了。”他试探道，“姑娘，你是？”
“谭伯伯，您好，冒昧了。我是谭总——啊，就是谭笑七的干妹妹，您的干女儿！”虞和弦觉得自己有点大言不惭。“干妹妹”没错，可是早变了性质；至于直说自己是干女儿，就好像逼着老头给红包似的。
谭爸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他知道小七是大公司的老总，但他觉得能陪在大儿子身边的女人只可能是孙农。在起诉期间，谭妈多次念叨过孙农，说那个没良心的丫头也不来看她。谁知道忽然冒出一个干女儿来，还及时救了老伴一命。谭爸知道，刚才谭妈那下要是磕结实了，脑震荡肯定没跑。
谭爸又惊又喜，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梦想成真，我真的有女儿了，这么漂亮，这么飒利。他的手哆嗦着，在口袋里找钱。老头知道规矩，第一面时当干爹的一定要给闺女一个大红包。可惜，自打小九没了以后，谭爸就把财政大权交给了谭妈。
“您在找什么？”虞和弦有些奇怪。
“唉，闺女，你都认我当爸了，我怎么也得给你红包吧！”
虞和弦清脆的笑声在车厢里回荡，这老头真有意思。然后她看见依然昏迷的谭妈，又觉得这么笑不妥：“不用了，以后让我干哥补上就行。”
躺在担架上的谭妈其实意识清醒。她就是看到电视屏幕上的小九，一时心情激荡才昏倒的。听了小姑娘和老板的对话，谭妈却不觉得好笑。谭笑七说得对，谭妈不会就这么轻易缴枪。而且老太太心思活泛：既然小七攻不下来，何不从这个自称是谭笑七干妹妹的小姑娘身上下手！总之，她一定要从儿子手里榨出一大笔钱来。谁都靠不住，唯有把现金攥在手里，谭妈才能踏实。
前边，同仁医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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