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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午后，阳光有些懒散，透过县纪委办公楼的玻璃窗，在陈国忠的办公桌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光斑里，几粒尘埃正漫无目的地上下飞舞。
桌上的茶已经泡了第三道，杯中碧螺春的叶片舒展开来，颜色淡了许多，像一位讲完了故事的老人，透着一股疲惫的清香。陈国忠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右手食指和中指习惯性地在太阳穴上轻轻揉动。
他今年五十有二，鬓角已经染了霜华。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快五年，见过的风浪不少，处理过的案子堆起来，比他的人还高。大大小小的举报信，每天都会像雪片一样飞到他的案头。其中九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或是捕风捉影的个人恩怨，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毒的诅咒和夸张的臆测。看多了，心也就像这泡了三道的茶，渐渐淡了。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是他的秘书小张。
“陈书记，这是今天信访办转过来的一些材料。”小张抱着一摞文件，轻手轻脚地放在桌角，其中最上面，放着几封拆开了的信件。
陈国忠睁开眼，眼里的浑浊瞬间褪去，变得清明而锐利。他“嗯”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话。
小张很识趣地退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
陈国忠坐直身子，拿起最上面的那几封信。第一封，是控告某村支书在低保评定中优亲厚友的，写信人是他的亲嫂子，言辞激烈，错别字连篇。第二封，是举报某单位领导公车私用，去幼儿园接孙子的，附上的照片模糊得连车牌号都看不清。
陈国忠面无表情地将它们放到一边，这些材料，按流程转给下面的科室核实就行，大概率又是石沉大海。他拿起第三封信。
这封信有些不同。
它不是手写，而是用电脑打印的，标准的宋体字，排版工整，看起来不像出自寻常百姓之手。信封上，“县纪委监察室（收）”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是刻意用左手写的，透着一股子小心翼翼的笨拙。
陈国忠戴上老花镜，目光落在信纸上。
信的标题是《关于石桥镇“福运工程劳务公司”涉嫌套取国家工程款项的举报材料》。
没有愤怒的控诉，没有煽情的文字，开篇即是主题，冷静得像一份工作报告。
陈国忠的眉头不自觉地挑了一下。他继续往下看。
信中详细列出了这家公司的全称、工商注册号，甚至还有注册地址，精确到了石桥镇东头的一条老街。举报人特意注明，该地址是一处早已废弃的民房，属空壳公司。
法人代表，周铁柱。后面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石桥镇副镇长赵大强的远房表亲。
陈国忠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一般的举报，只会说某某领导贪污，很少有人会费心去查清他用来转移资产的“白手套”是谁，更不会点明这层不远不近的亲戚关系。
信的第二部分，提到了几份可疑合同。虽然没有附上复印件，但举报人列出了合同的大致编号规律和内容方向，并明确指出，合同款项与实际劳务严重不符。
最关键的是第三部分，资金去向。信中没有给出明确的证据，却提出了一个极其专业的建议：调查该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重点关注其与石河水库项目资金的关联性。
石河水库。
看到这四个字，陈国忠的目光停住了。这个项目他有印象，是县里前两年主抓的重点民生工程之一，后来因为资金问题，停滞了，成了个半拉子工程，县里领导在会议上提过几次，都觉得脸上无光。石桥镇的镇长李卫国，为了这事没少往县里跑，叫苦连天。
现在，一封匿名信，将一个空壳公司、一个副镇长的亲戚，和这个烂尾的重点工程，悄无声息地串联了起来。
陈国忠将信纸放下，摘掉眼镜，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眼微眯，看着天花板。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老式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像是在为他的思绪打着节拍。
这封信，太冷静了，也太专业了。
写信的人，显然对体制内的运作方式和纪委的办案逻辑了如指掌。他没有直接攻击李卫国或者赵大强，而是选择了一个看似不起眼、却又处在链条关键位置的“福运公司”作为靶子。
这个靶子选得极妙。查一个公司，比直接查一个镇长或者副镇长，阻力要小得多，也更容易入手。只要查实了这是个空壳公司，再顺着资金流水往上摸，藤就在那里，瓜还能跑得了吗？
这不像是单纯的泄愤，更像是一次精准的、经过周密计算的外科手术式打击。
是谁写的？
陈国忠的脑海里闪过几个名字。是李卫国的政敌？想借刀杀人？还是赵大强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人，被抓住了把柄？又或者，是某个了解内情的内部人员，良心发现？
他拿起那张薄薄的打印纸，在指间轻轻捻了捻。纸张的质感很普通，就是路边打印店最常见的那种七十克复印纸。但此刻，他却觉得这封信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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