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的难题，在李铁柱的半劝半哄和李母极度的不情愿与羞窘中，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李母揣着家里仅有的那点活钱，像是去做贼一样，硬着头皮去了相熟的张婶和前院王大娘家，磕磕巴巴地按照儿子教的说辞，以三分钱一个的价格，赊来了五个鸡蛋——人家倒是愿意卖，但眼神里的诧异和探究，让她几乎无地自容。
捧着那五个温热的鸡蛋回家，李母像是打了一场大仗，浑身脱力，嘴里反复念叨着：“…真是败家啊…现钱换鸡蛋…让人笑话死了…这要是卖不出去…可咋还人家钱…”
但不管怎么说，第二天的“货源”总算凑够了十二个。本钱投进去了，就更不容有失。
然而，调料的危机却迫在眉睫。那个借来的酱油碗，底子已经被刮得干干净净，再也倒不出一滴。茶叶渣也彻底告罄。
“没了…真的一点都没了…”李母看着空荡荡的碗底，脸上愁云密布，“柱儿，这…这可咋整？没酱油没茶叶，这蛋还咋煮？煮出来也不是那个味儿了啊！”
李铁柱看着那十二个白生生的鸡蛋，眉头紧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调料，这些蛋就只是普通的鸡蛋，根本卖不上五分钱的高价。
“娘，咱家…还有票吗？哪怕是最次的酱油，也得去买点了。”李铁柱沉声问，心里知道这希望渺茫。
李母长叹一声，走到炕边，从最隐秘的角落摸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躺着几张薄薄的、颜色暗淡的票证，她小心翼翼地翻抹着，手指在那张极其珍贵的、巴掌大的肉票上停留了许久，最终还是挪开，拈起一张更小、更旧的副食票。
“…就剩这点了…还是去年剩下的…”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舍，“本来想着…过年的时候好歹能沾点腥气…这要是打了酱油…今年过年可就…”
后面的话她没说，但李铁柱懂。过年吃不上一点肉腥，对这个贫寒的家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清苦。
“…娘，先过了眼前这关。”李铁柱狠下心肠，“等赚了钱，我想办法弄肉票，保证让您和小丫过年吃上肉！”
保证？拿什么保证？李母看着儿子，眼里全是怀疑，但事已至此，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她颤抖着手，将那张小小的副食票和卖蛋攒下的毛票数出一些，极其郑重地交给李铁柱。
“…去吧…买最…最次的散装酱油就行…能上点色就成…”她叮嘱着，每说一个字都像在割肉，“…仔细着点打，别洒了…”
李铁柱攥着那带着母亲体温和无限期盼的票与钱，感觉重如千钧。他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迈出了家门，朝着村里唯一的供销社走去。
供销社是村里最“繁华”的地方，一栋灰扑扑的平房，墙上刷着斑驳的标语。玻璃柜台里陈列着有限的商品，空气里混杂着煤油、酱油、糖果和布匹的复杂气味。
柜台后面，一个穿着蓝色围裙、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女售货员正低着头织毛衣，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旁边还有个中年男售货员，靠在柜台上和熟人闲聊，声音洪亮。
李铁柱走到副食柜台前，心里盘算着。散装酱油便宜，但也要票，而且味道差很多。瓶装的不要票，但贵得多…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买散装的，能省一点是一点。
“同志，打酱油。”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
女售货员慢悠悠地放下毛衣，瞥了他一眼，没什么表情：“副食票。打多少？”
李铁柱递上那张皱巴巴的小票和几张毛票：“打…打一毛钱的。”
一毛钱，能打不少了。售货员接过票和钱，确认了一下，这才拿起一个竹制的提子（量具），转身从身后那个半人高的大酱油缸里，咕咚一声舀起一提子黑褐色的液体，熟练地灌进李铁柱带来的旧玻璃瓶里。
酱油特有的咸香气息弥漫开来。
就在这时，身边传来一个清淡温和的声音：“同志，麻烦您，我买一盒火柴，再要半两盐。”
李铁柱下意识地侧头看去。
说话的是个年轻姑娘，约莫十八九岁年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但依旧整洁挺拔的旧军装上衣，下身是一条简单的深色裤子。她身姿笔挺，皮肤不像村里姑娘那般黝黑，带着一种缺乏血色的白皙，眉眼清秀，眼神安静而疏离，透着一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书卷气。
返城知青。李铁柱脑子里立刻跳出这个词。原主的记忆里有关于这群人的模糊印象——从广阔天地回来，没有工作，处境尴尬，带着城里人的习惯和看不清前途的迷茫。
那女售货员对待这姑娘的态度明显更冷淡些，慢吞吞地拿了火柴和一小包盐扔在柜台上：“盐票。”
姑娘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票证，仔细找出盐票递过去，动作不疾不徐，带着一种固有的从容，尽管她的衣着显示着她的窘迫。
李铁柱收回目光，心里想着茶叶的事。光有酱油还不够，茶叶渣哪怕质量再差，也能添点风味。他犹豫了一下，硬着头皮又问那售货员：“同志，请问…咱们这儿…最便宜的茶叶末…怎么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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