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亲（宋武帝刘裕）时代的旧臣虽然年老，仍有智谋策略，但如今已经被你杀尽，这难道不是上天资助我吗！夺取你的土地也不需要我动用兵器，我这里有擅长咒语的婆罗门僧人，会让鬼神把你捆绑过来。”
侍中、左卫将军江湛升任吏部尚书。江湛品性公正廉洁，与仆射徐湛之都受到宋文帝的宠信，当时人称“江徐”。
北魏司徒崔浩，自恃有才能谋略，又受到太武帝的宠信，独揽朝廷大权，曾推荐冀州、定州、相州、幽州、并州五州的士人几十人，都直接被任命为郡守。太子拓跋晃说：“此前征召的人才，也是各州郡选拔出来的；他们在职已久，辛苦劳累却未得到回报，应当先补充郡县官员，让新征召的人代理郎官职位。况且郡守、县令负责治理百姓，应当任用有经验的人。”崔浩坚持争辩，最终还是将新征召的人派往郡县任职。中书侍郎、领着作郎高允听说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难逃灾祸了！如果他坚持错误，还想在君主面前争胜，怎能承受后果！”
北魏太武帝任命崔浩监管秘书省事务，让他与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说：“务必如实记录。”着作令史闵湛、郗标，品性乖巧奸佞，受到崔浩的宠信。崔浩曾注释《周易》《论语》《诗经》《尚书》，闵湛、郗标上奏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的注释不如崔浩的注释精深，请求收缴国内所有这些人的注释书籍，颁布崔浩的注释，让天下人学习。并请求下令让崔浩注释《礼记》，让后辈能看到正确的释义。”崔浩也推荐闵湛、郗标有着述才能。闵湛、郗标又劝崔浩将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彰显其如实记录的精神。高允听说后，对着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做的事，哪怕只有一点点差错，恐怕也会给崔家带来灭门之祸，我们这些人也会性命难保！”崔浩最终采纳闵湛、郗标的建议，将石碑刻好立在郊坛东侧，石碑占地百步见方，耗费人工三百万。崔浩在《国史》中记载北魏先祖的事迹，内容详实，石碑立在路边，往来行人看到后都议论纷纷。北方的鲜卑贵族无不愤怒，一起向太武帝诋毁崔浩，认为他暴露了国家的丑恶之事。太武帝大怒，命令有关部门审查崔浩及秘书郎吏等人的罪状。
当初，辽东公翟黑子受到太武帝的宠信，奉命出使并州时，接受了一千匹布。事情败露后，翟黑子向高允请教：“君主问我，我应当如实禀告，还是应当隐瞒？”高允说：“您是君主身边的宠臣，有罪就主动坦白，或许能得到原谅，不能再欺骗君主。”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说：“如果主动坦白，罪责难以预料，不如隐瞒。”翟黑子怨恨高允说：“你为何要引诱我走向死地！”他入宫拜见太武帝，没有如实回答，太武帝发怒，将他杀死。太武帝让高允给太子讲授经书。等到崔浩被逮捕，太子召高允到东宫，趁机留他过夜。第二天早晨，太子与高允一同入朝，到宫门口时，太子对高允说：“入宫拜见君主，我会为你引导；如果君主有问，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回答。”高允说：“是什么事情？”太子说：“你进去就知道了。”太子拜见太武帝，说：“高允做事小心谨慎、忠诚周密，而且地位低微；《国史》的撰写由崔浩主持，请赦免他的死罪。”太武帝召见高允，问道：“《国史》都是崔浩撰写的吗？”高允回答：“《太祖记》是前着作郎邓渊撰写的；《先帝记》（指太武帝之父明元帝的传记）和《今记》（指太武帝本人的传记），是臣与崔浩共同撰写的。但崔浩负责的事务繁多，只是总领编撰而已；至于具体撰写，臣写的内容比崔浩多。”太武帝发怒说：“你的罪过比崔浩还重，怎能活命！”太子感到害怕，急忙说：“君主威严庄重，高允是小臣，因害怕而语无伦次罢了。臣之前问过他，他都说《国史》是崔浩撰写的。”太武帝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回答：“臣的罪过应当灭族，不敢说假话。殿下因臣长期为他讲授经书，怜悯臣，想让臣活命罢了，他其实没有问过臣，臣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不敢因害怕而胡言乱语。”太武帝回头对太子说：“高允真是正直啊！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而高允却能做到！临死不改变说辞，是诚信；作为臣子不欺骗君主，是忠贞。应当特别赦免他的罪过，以表彰他的品德。”于是赦免了高允。
随后，太武帝召崔浩前来，当面责问他。崔浩惶恐困惑，无法回答。高允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说明，条理清晰。太武帝命令高允起草诏书，诛杀崔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人，下至奴仆小吏，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五族；高允迟疑不肯起草。太武帝多次派人催促，高允请求再见太武帝一面，然后再起草诏书。太武帝让他上前，高允说：“崔浩所犯的罪，如果还有其他过错，臣不敢知晓；如果只是因为撰写《国史》触犯君主，罪不至死。”太武帝发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太子为高允下跪请求赦免，太武帝的怒气才缓解，说：“没有这个人，又会有几千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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