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君主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审慎地选择取舍。取舍的标准一旦确定，国家的安危就会随之显现出来。秦始皇希望尊崇宗庙、安定子孙，这与商汤、周武王的愿望并没什么区别。然而，商汤、周武王施行德政，让国家延续了六七百年而不衰落；而秦始皇治理天下仅仅十几年就让国家衰败了。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在取舍上非常的慎重，而秦始皇在取舍上很随意罢了。天下就像一件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稳的地方它就安稳，而把它放在危险的地方它就变得危险。天下的情况与器物没有区别，关键就在于君主如何放置它。商汤、周武王将天下置于仁、义、礼、乐之中，国家延续了数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始皇将天下置于严酷的法令、冰冷的刑罚之中，祸患几乎殃及自身，子孙后代也被敌人诛杀，这也是天下人都看见的。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验证效果吗？有人说：听人说话时，必须用事实来验证说的话是否可行，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陛下为什么不引用商、周、秦的历史来验证呢！陛下的尊贵就像一座高堂一样，群臣就像台阶一样，百姓就像地面一样。台阶有九级，离地面远，那么高堂就显得高；台阶若是没有级别，那就离地面近，高堂就显得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侵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呀。所以古代的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在内有公、卿、大夫、士，在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直到庶人，等级划分的非常明确，而天子居于最高位，因此他的尊贵是一般人不可触摸的。?
俗话说的好：想打老鼠又怕打坏器物。这是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尚且不敢打，怕打坏了器物，何况是靠近君主的高贵臣子呢！用廉耻和礼节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不加以侮辱的做法。因此，黥、劓等刑罚不给大夫用，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古代的礼制规定，人们是绝对不敢随意议论君主的马匹的，因为这被视为对君主的不敬。如果有人不小心踢到了马的饲料，那更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为了从源头上预防任何可能对君主不敬的行为。如今，王、侯、三公这些身份高贵的人，他们都是天子以礼相待的重要人物。在古代，天子会尊称他们为伯父、伯舅，表示对他们的敬重和亲近。然而，现在的情况却让人感到十分诧异，这些贵人竟然与普通百姓一样，要遭受黥、劓、髡、刖、笞、傌、弃市等各种残酷的刑罚。这样一来，高堂之上岂不是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威严？被侮辱的人又怎能不感到极度的逼迫和屈辱呢？当一个社会的廉耻观念荡然无存时，大臣们即便手握重权、身居高位，恐怕也难以避免怀着奴仆般的无耻之心吧。就像望夷宫事件中所发生的那样，秦二世最终被处以重罚，这正是“投鼠不忌器”这种恶习所导致的恶果啊！我听说鞋子再新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也不能用来垫鞋。曾经身处高位、受到天子礼遇的人，官吏和百姓都曾对他俯首敬畏；如今他们犯了过错，皇帝可以废黜他们，可以罢免他们，可以赐死他们，也可以灭族；但如果将他们捆绑起来，交给司寇，让司寇的小吏随意的辱骂、鞭打他们，这恐怕不是应该让百姓看到的合适做法。卑贱的人一旦知道尊贵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对待，他们就会认为自己也能够这样做，这不是尊尊、贵贵的教化。古代的大臣因为自身不廉洁而被罢免了官职，并不会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因为淫乱、男女无别而被罢免官职，也不会直接说他淫乱，而是说‘帷薄不修’；因为软弱无能而被罢免了官职，不会直接说他软弱无能，而是说‘下官不职’。所以，即使大臣确实有罪，也不会直接斥责他们，而是委婉地为他们进行掩饰。因此，那些犯了大错的人，听到谴责就会自发的戴上白冠、系上牦牛尾，然后捧着水盆、带着剑，到请罪室去请罪，君主也不会派人捆绑他们；那些犯了中等罪的人，听到君主的命令就会自尽，君主也不会派人扭断他们的脖子；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听到君主的命令就会向北拜上两拜，然后跪地自裁，君主也不会派人按着他们行刑。这时君主会说：你作为大夫有过错，我对你已经以礼相待了。君主对臣子以礼相待，所以群臣都很自爱；以廉耻约束自己，所以人们十分的重视节操。君主用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臣子如果不以节操回报君主，那臣子就不是人了。所以君主对臣子的教化非常成功、国家的风俗习惯也非常的稳定，这时臣子们就会顾全自己的德行而忘记私利，坚守节操而遵循道义，君主也可以托付大权给臣子，也可以放心的寄养孤儿，这是推行廉耻、礼义的结果，对君主来说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不这样做，反而长期推行严刑峻法，对治理国家会起到反作用，所以说这是令人感到十分忧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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