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君主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审慎地选择取舍。取舍的标准一旦确定,国家的安危就会随之显现出来。秦始皇希望尊崇宗庙、安定子孙,这与商汤、周武王的愿望并没什么区别。然而,商汤、周武王施行德政,让国家延续了六七百年而不衰落;而秦始皇治理天下仅仅十几年就让国家衰败了。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在取舍上非常的慎重,而秦始皇在取舍上很随意罢了。天下就像一件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稳的地方它就安稳,而把它放在危险的地方它就变得危险。天下的情况与器物没有区别,关键就在于君主如何放置它。商汤、周武王将天下置于仁、义、礼、乐之中,国家延续了数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始皇将天下置于严酷的法令、冰冷的刑罚之中,祸患几乎殃及自身,子孙后代也被敌人诛杀,这也是天下人都看见的。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验证效果吗?有人说:听人说话时,必须用事实来验证说的话是否可行,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陛下为什么不引用商、周、秦的历史来验证呢!陛下的尊贵就像一座高堂一样,群臣就像台阶一样,百姓就像地面一样。台阶有九级,离地面远,那么高堂就显得高;台阶若是没有级别,那就离地面近,高堂就显得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侵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呀。所以古代的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在内有公、卿、大夫、士,在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直到庶人,等级划分的非常明确,而天子居于最高位,因此他的尊贵是一般人不可触摸的。?
俗话说的好:想打老鼠又怕打坏器物。这是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尚且不敢打,怕打坏了器物,何况是靠近君主的高贵臣子呢!用廉耻和礼节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不加以侮辱的做法。因此,黥、劓等刑罚不给大夫用,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古代的礼制规定,人们是绝对不敢随意议论君主的马匹的,因为这被视为对君主的不敬。如果有人不小心踢到了马的饲料,那更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为了从源头上预防任何可能对君主不敬的行为。如今,王、侯、三公这些身份高贵的人,他们都是天子以礼相待的重要人物。在古代,天子会尊称他们为伯父、伯舅,表示对他们的敬重和亲近。然而,现在的情况却让人感到十分诧异,这些贵人竟然与普通百姓一样,要遭受黥、劓、髡、刖、笞、傌、弃市等各种残酷的刑罚。这样一来,高堂之上岂不是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威严?被侮辱的人又怎能不感到极度的逼迫和屈辱呢?当一个社会的廉耻观念荡然无存时,大臣们即便手握重权、身居高位,恐怕也难以避免怀着奴仆般的无耻之心吧。就像望夷宫事件中所发生的那样,秦二世最终被处以重罚,这正是“投鼠不忌器”这种恶习所导致的恶果啊!我听说鞋子再新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再破也不能用来垫鞋。曾经身处高位、受到天子礼遇的人,官吏和百姓都曾对他俯首敬畏;如今他们犯了过错,皇帝可以废黜他们,可以罢免他们,可以赐死他们,也可以灭族;但如果将他们捆绑起来,交给司寇,让司寇的小吏随意的辱骂、鞭打他们,这恐怕不是应该让百姓看到的合适做法。卑贱的人一旦知道尊贵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对待,他们就会认为自己也能够这样做,这不是尊尊、贵贵的教化。古代的大臣因为自身不廉洁而被罢免了官职,并不会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因为淫乱、男女无别而被罢免官职,也不会直接说他淫乱,而是说‘帷薄不修’;因为软弱无能而被罢免了官职,不会直接说他软弱无能,而是说‘下官不职’。所以,即使大臣确实有罪,也不会直接斥责他们,而是委婉地为他们进行掩饰。因此,那些犯了大错的人,听到谴责就会自发的戴上白冠、系上牦牛尾,然后捧着水盆、带着剑,到请罪室去请罪,君主也不会派人捆绑他们;那些犯了中等罪的人,听到君主的命令就会自尽,君主也不会派人扭断他们的脖子;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听到君主的命令就会向北拜上两拜,然后跪地自裁,君主也不会派人按着他们行刑。这时君主会说:你作为大夫有过错,我对你已经以礼相待了。君主对臣子以礼相待,所以群臣都很自爱;以廉耻约束自己,所以人们十分的重视节操。君主用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臣子如果不以节操回报君主,那臣子就不是人了。所以君主对臣子的教化非常成功、国家的风俗习惯也非常的稳定,这时臣子们就会顾全自己的德行而忘记私利,坚守节操而遵循道义,君主也可以托付大权给臣子,也可以放心的寄养孤儿,这是推行廉耻、礼义的结果,对君主来说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不这样做,反而长期推行严刑峻法,对治理国家会起到反作用,所以说这是令人感到十分忧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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