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泰晤士河还没有如今这么多桥。
伦敦的空气质量……嗯，和现在的洛杉鸭倒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十七世纪末，或者说十八世纪初的那几年，具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太清，毕竟三百多年，谁还记得清每一顿早餐吃了什么？
总之，我搭上了一艘摇摇晃晃、充满了朗姆酒气味和坏血病恐慌的船，跟着一位名叫丹普沃斯船长(Captain Dampworth)的家伙——一个野心勃勃、地图比命还重要的航海家——漂洋过海。
来到了这片当时被称为“新大陆”的土地，也就是你们现在所谓的“友洲”。
那时的这里，可不像现在这般被高速公路和购物中心切割得七零八落。
原始森林如同绿色的海洋，无边无际。我和丹普沃斯船长……以及其他一些现在名字早已化为尘土的同伴，在这里建立了种植园。
是的，种植园。
别用你们二十一世纪那套虚伪的道德标准来审判我，那在当时是“开拓进取”的象征。
我们披荆斩棘，与印第安土着周旋，甚至还真的挖到了一些金矿——
虽然远没有传说中那么遍地黄金，但足以让我过上体面的生活，并为日后的“事业”打下基础。
然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厌倦了种植园主的枯燥生活，黄金带来的财富也足以让我寻求一些更刺激的……体验。
于是，当那些穿着三角帽、高喊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家伙们开始闹独立时，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
我，西拉斯·布莱克伍德，不仅见证了独立战争的全过程，还亲自参与其中。
别问我具体做了什么，历史书上不会记载一个“影子”的功绩，但我可以告诉你，某次关键战役中，英军指挥官的“意外”中风，绝对不是偶然。
战争结束后，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新生国家友国的公民，一个拥有完整社会身份的“人”。
接下来的两百多年，简直是一部活生生的史诗。
而我，就是那个坐在特等席，偶尔还会上台客串一下的观众兼演员。
东西战争？
哦，那真是一段令人扼腕的岁月。
我曾与林肯内斯克总统(President Lincoln-esque)有过几面之缘，一个忧郁但目光坚定的男人，可惜他没能看到国家真正的统一。
我也曾在葛底斯堡的硝烟中穿行。
见过格兰特利将军(General Grantley)如何用坚韧和……呃，大量的威士忌，赢得了战争。
我甚至还“说服”过几个南方的顽固派议员，让他们投票支持某项重要的重建法案——相信我，吸血鬼的“说服”技巧，有时候比枪炮还好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
鸥洲那帮皇室亲戚们闹家务，结果把全世界都拖下水。
我在战壕里待过，那里的泥泞和绝望，足以让最乐观的人都患上抑郁症。
不过，比起子弹和毒气，我更讨厌那无处不在的老鼠。
第二次世界大战？
哦，那更是场面宏大，波及全球的“盛会”。
比起一战的堑壕泥潭，二战的技术含量显然高了不少。
飞机、坦克、还有那个最终让一切戛然而止的、如同恶魔低语般的“小玩意儿”。
我曾以各种身份游走于鸥洲和太平洋战场。
有时是为盟军传递情报的“中立商人”，有时是潜伏在柏林的“艺术品鉴赏家”（说实话，他们的的审美实在乏善可陈），甚至还在诺曼顶的滩头“不小心”绊倒过几个机枪手——纯属意外，真的。
我见过巴顿威利将军(General Pat）那柄象牙手枪的光泽，听过艾森豪迈尔主席(Chairman Eisenhower-Meyer)在战前动员会上沉稳的语调。
战争结束后，世界格局重塑，友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而我也累了。
真的累了。
不是身体上的疲惫——长生种在这方面总有些优势——而是精神上的倦怠。
见证了太多的兴衰、杀戮、愚蠢和偶尔闪耀的人性光辉，就像看了一场过于漫长且情节重复的戏剧。
于是，大约在1950年左右，我选择了洛杉鸭。
这座城市当时正处在战后的黄金时代，阳光灿烂，充满了机遇和……嗯，某种程度上讲，肤浅的乐观主义。
我觉得这里很适合修养。
我用早年积累的部分财富（金矿、战争投机、还有一些现在已经上市公司的原始股）置办了这栋还算舒适的别墅。
然后，我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决定——申请离职，领取邦联的长者年金。
手续办得出奇地顺利。
没人质疑我那张看起来顶多四十岁的脸庞下，隐藏着一个年龄早已超过外表好几倍的灵魂。
社保系统还是个相对新鲜的事物，漏洞百出。
而我，恰好是那个懂得如何利用这些漏洞的“老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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