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重整旗鼓 威震江淮】
梅姑的离世，如同在彭玉麟生命的苍穹中抽走了最亮的那颗星辰，他的世界陷入了漫长的黑夜。那一口喷在绝笔信和红梅图上的心头之血，似乎也带走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丝温热。自此，“雪帅”之“雪”，不再仅仅是形容其用兵之奇诡、临阵之冷静，更添了一层内心永冻的悲凉与孤寂。
九江前线，战事依旧胶着。彭玉麟将无尽的悲痛强行压制在冷峻的面容之下，全部精力投入到军务之中。他处理公文更加勤勉，巡视营垒更加频繁，操练水师更加严苛。唯有如此，才能暂时麻痹那蚀骨剜心的痛苦。夜深人寂时，他才会取出那幅染血的《红梅图》和梅姑的绝笔信，就着昏黄的灯火，默默凝视，一坐便是半夜。那方“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的印章，被他用丝线牢牢系在胸前，紧贴心房，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梅姑最后的一丝气息。
咸丰六年（1856年），对于湘军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石达开用兵如神，在江西战场屡挫湘军。是年秋，太平天国内部爆发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回师天京，江西压力骤减，这才给了湘军喘息之机。
彭玉麟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与杨岳斌等水师将领全力整饬在湖口之战中受损的水师。他总结湖口失利的教训，认识到水师不能冒进，必须与陆师紧密配合，稳扎稳打。他大力扩充船队，增造坚固战船，尤其是仿造和改进的“长龙”、“快蟹”等大型炮船，增强了水师的正面攻坚和火力输出能力。同时，他更加注重水勇的训练，尤其强调在复杂水道、恶劣天气下的操舟和作战能力。
在此期间，他与坐镇南昌的曾国藩书信往来频繁，不仅商讨军务，也偶尔流露心声。在一封致曾国藩的信中，他写道：“自遭家难，万念俱灰，唯以此身报效国家，或可稍减罪愆。水师经此整顿，规模初复，士气可用，但求稳慎，不敢再涉险躁。” 曾国藩回信深为慰藉，并勉励他“化悲痛为力量，此正男儿报国时也”。
彭玉麟将梅姑遗物中的那枝干梅花，精心保存在一个紫檀木匣中，随身携带。每当决策军国大事，或心绪难平之时，他便会打开木匣，看着那虽已干枯却形态犹存的梅花，仿佛能从中汲取到梅姑所代表的坚韧与清贞的力量。他的笔下，梅花越发苍劲，墨色更加沉郁，题诗也常带悲凉之音，如“孤根历尽冰霜苦，未肯随风委路尘”，“心似寒梅已成铁，拼将碧血染乾坤”等句，既是对梅姑的怀念，也是自身心境的写照。
咸丰七年（1857年）以后，战争重心逐渐东移。湘军战略目标转向夺取安徽，进逼天京。彭玉麟统帅的湘军水师（时已与杨岳斌部分开，彭主要负责下游战事）成为长江上的绝对主力，承担着掩护陆师、运输粮饷、封锁江面、攻坚城池的重任。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湘军陆师李续宾部进攻太平军重兵防守的九江府。九江城高池深，太平军守将林启荣防守极为顽强。彭玉麟率水师牢牢控制江面，昼夜轰击城墙，并彻底切断九江与外界的任何水上联系，使城内守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是役，湘军陆师采取地道爆破之法，终于攻克九江，林启荣以下一万七千余守军全部战死，场面惨烈。彭玉麟虽对敌军之顽抗感到震惊，但也深知此战对打通长江航道、威慑天京的战略意义。九江克复，湘军水师得以畅通无阻东下，彭玉麟因功赏加布政使衔。
同年秋，彭玉麟水师配合陆师发起对安庆的攻势。安庆乃天京上游屏障，素有“长江锁钥”之称，太平军经营多年，防御体系极其完备。彭玉麟驻节安庆对岸的东流镇，建立水师大本营。他指挥水师，一面与城外太平军堡垒如水营、枞阳、大通等展开激烈争夺，一面严密巡逻，拦截试图增援的太平军船队。这一时期，长江上水战频繁，彭玉麟常亲乘舢板，冒炮火督战，其“雪帅”旗帜所至，将士无不用命。
就在安庆战事紧张进行时，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湘军遭遇了自创建以来最惨重的失利之一——三河镇大败。李续宾部湘军精锐六千余人深入皖北，在三河镇被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李续宾及以下众多文武官员战死。消息传来，安徽湘军各部震动，士气低迷，天京城内的洪仁玕甚至认为“安庆之围必解”。
在此危难之际，彭玉麟的表现至关重要。他虽远在东流，闻讯亦悲愤交加，但他深知，此刻水师绝不能乱。他立即严令所部提高警惕，加强江防，同时飞檄告诫前线陆师将领，务必稳守营垒，不可妄动。他亲自写信给遭受重创的部队，予以安抚和激励，强调“胜负兵家常事，挫而后勇，方为真豪杰”。他本人则日夜巡弋江上，神色如常，镇定自若，其坚毅的身影和冷静的指挥，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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