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陈阿嬷的眼睛已经哭得又红又肿，泪水已经流干，只剩下深陷眼窝里的绝望。
但闽南人骨子里的坚韧、传统和面对死亡的决断，在这一刻显现出来。她枯瘦的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最终，她咬着干裂的嘴唇，几乎是从喉咙深处挤出的话语，声音嘶哑，却带着坚定。
“我们要带……带他回家。”她抬起泪眼，望向医生，眼神里是乞求，也是不容更改的决心，“不能…不能让他走在外头…要回家…”
闽南的风俗，落叶归根。人若死在外面，是进不了家族祖祠的，魂魄也会无所归依。不知归途，不知去处。奶奶不能让她的老伴，操劳了一辈子，死后还做个孤魂野鬼。
1994年12月4日，
一个阴沉的冬日，爷爷被接回了石条屋。回到了这个他亲手参与垒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仅仅一天之后，
12月5日。
在弥漫着香烛和草药味道的石条屋里，在家人压抑的啜泣声和请来的老道士有节奏的诵经声中，爷爷陈泽明已经静静地躺在棺木中。那个沉默如山，用肩膀和汗水扛起整个家却从未抱怨过一句的老人，就这样走了。走在了他四十九岁的壮年。
停灵的三天，小小的石条屋被悲伤和香烛气息填满。白幔低垂，烛火摇曳，映照着亲人们苍白憔悴的脸。
陈野穿着孝服，跪在灵堂的一角。膝盖下的稻草透着冰冷，他看着相框中那熟悉又陌生的轮廓，前世的模糊记忆和今生清晰的画面在眼前重叠。
爷爷总爱在农闲或者下工后坐在院中那张磨得光滑的石条凳上，默默地喝着稀碎茶叶泡出的浓得发苦的茶水，眼神时常望向远方，带着劳作后的深深疲惫和对生活艰辛的默默承受。
只有在看到他和老姐陈晓晓跑闹嬉戏时，爷爷那总是紧抿的嘴角才会不自觉地微微弯起，眼角挤出细密的皱纹，露出极浅却无比真实的笑意。
陈野知道，以后的日子里，那个每天天不亮就已经起身步行几里地去采石场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一切都将成为记忆里的锚点，提醒着陈野做出的第一个改变已经失败，提醒着陈野这个世界是存在宿命的事实。
在这沉重的悲伤之下，另一种冰冷的气氛也在悄然蔓延。
奶奶和姑姑们还有小叔陈文星，他们看向父亲陈文国的眼神，越来越冷，越来越不善。尽管没有多说什么，但更多的是无法掩饰的怨怼和失望，甚至是一丝冰冷的恨意。是他在关键时刻的缺席和醉酒，让这一切变得无法挽回。
母亲林秀芬也沉默着，像一尊被抽走了所有生气和光彩的泥塑木偶，机械地做着丧事需要的一切——添香、烧纸、招呼来客。
父亲陈文国在这几天里也像被抽干了精气神。他胡子拉碴，眼窝深陷乌青，身上那股常年不散的浓重酒气似乎被悲伤和恐惧冲淡了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颓丧和麻木。他这几天几乎一直跪在灵前，一直低垂着头，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陈野能清晰地感觉到，父亲身上那种平常常态下时而暴躁易怒时而浑浑噩噩的气息，被一种更深沉和更窒息的东西取代了。那是一种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绝望。
12月7日，爷爷入土为安。
葬礼结束，送走了最后一批帮忙的亲戚邻居，石条屋似乎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那份沉重和空荡，却渗入了石缝里，弥漫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日子，还得过下去。只是，有些东西，永远的改变了。
几天后，父亲陈文国默默地辞去了采石场司机的工作。他没有解释，或许是不敢面对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工友目光，也或许是无颜面对。
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父亲收拾了一个简单的包裹。他对奶奶和母亲说，在隔壁镇上的一个私人修车厂找了个活儿。他的声音嘶哑低沉，眼神躲闪，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
林秀芬默默地走进厨房，给他煮了几个鸡蛋，塞进他的包裹里。她没有劝解什么，也没挽留。父亲也没有回头，只是拖着脚步，消失在那片灰蒙蒙的晨雾里。
之后的日子，父亲经常几天，甚至一两个星期都不回来。石条屋里，只剩下奶奶、母亲、姐姐和陈野。气氛沉默得可怕。
奶奶时常对着爷爷那张空荡荡的竹椅发呆，一坐就是半天，眼神带着哀伤和时不时发出的叹息。母亲的话更少了，每天重复着洗衣、做饭、农活的生活流程。姐姐陈晓晓似乎也一夜之间懂事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咋咋呼呼，放学后也安静地趴在桌上写作业，只是偶尔会对着爷爷常坐的位置发一会儿呆。
陈野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着自己整理手写出来的一页页草稿，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家庭的变故像一记警钟，敲碎了他重生以来那点带着“先知”优越感的从容。
他知道，这个家，风雨飘摇。父亲依旧是靠不住的。他必须更快地成长，更快地拥有改变命运的力量。
他摊开稿纸，铅笔尖重重落下，仿佛要将所有的不安、悲伤和决心，都倾注到笔下那个同样在命运洪流中挣扎的“朱厌”身上。
窗外的风还在吹，石条屋静悄悄的。只有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持续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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