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一辆半旧的骡车，就从白鹿滩，吱吱呀呀地，驶向了县城。
车上，坐着两个人。白景琦，和鹿显宗。
两人都没有说话。白景琦赶着车，目光沉静地，看着前方那条熟悉的、不知走了多少遍的官道。鹿显宗则捧着一个厚厚的、用蓝布包裹的册子，闭目养神。
那册子里，装的，不是金银，也不是状纸。而是白鹿村这三年来，每一户人家的田亩产出、人口增减、以及在公仓的借粮还粮记录。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是他们今天，去跟新县长，“讲道理”的唯一本钱。
县公署的后堂里，孙县长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依旧是那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
“二位，来了。”他客气地，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县长大人，”白景琦没有坐，而是先，对着他，深深地，行了一个揖礼，“昨日，我等乡民，情急之下，多有顶撞，还望大人，海涵。”
他这一手，叫“先礼后兵”。先把姿态放低，把场面上的情分，做足了。
孙县长摆了摆手：“不知者不罪。坐吧。说正事。”
白景琦这才与鹿显宗，一同落了座。
“大人，”他开门见山，“草民知道，民国新立，税赋，是国之根本。我白鹿村上下，绝无抗税之心。只是，大人昨日颁下的新章程，一亩地，一石二斗的粮税，对我白鹿村来说，实在是……不能承受之重。”
“哦？”孙县长的眉毛，挑了一下，“白鹿村土地肥沃，又有水渠灌溉，乃是本县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怎么，就承受不起了？”
“大人有所不知。”白景琦不卑不亢地说道，“富庶，是老黄历了。我白鹿村，前几年，刚刚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虽靠着全村人勒紧裤腰带，勉强熬了过来，但早已是元气大伤。去岁，虽有丰收，但大部分的粮食，都用来，填补了前几年的亏空。”
他又看了一眼身旁的鹿显宗。
鹿显宗立刻会意。他站起身，将手里那本厚厚的册子，恭恭敬敬地，呈了上去。
“大人，口说无凭。这，是我白鹿村，这三年来，最真实的家底。还请大人，过目。”
孙县长有些意外，接过了那本册子。
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起初，还只是漫不经心。但越看，他的脸色，就越是凝重。
那上面，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笔一笔，最朴实、也最触目惊心的记录。
“……光绪二十九年，大旱。王栓家，六口人，全年颗粒无收。于公仓，借粮三石……”
“……光绪三十年，春，时疫。李氏家，婆媳二人，染病。于鹿家药铺，赊药三副……”
“……民国元年，秋。张屠户家，还清公仓借粮二石，尚欠一石五斗……”
一桩桩，一件件。哪一家，遭了灾；哪一户，借了粮；哪一个娃，因为贫病而夭折……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哪里是一本账册？这分明，就是一部血泪史！是一片土地，在一个时代里，最真实的呻吟！
孙县长看完了最后一页，他沉默了许久。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两个，一个沉稳如山，一个温润如玉的年轻人。他那双因为年轻而显得有些锐利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了一丝动容。
他留过洋，读过新书，心里，装着“民主”、“共和”的大道理。可他，却从未如此真切地，触摸到过，这片土地上，最底层的、最真实的脉搏。
“二位……”他的声音，有些干涩，“本县长，失察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也罢。”他转过身，像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国事，固然要紧。但这民生，更是国之根本。税，不能不收。但，也不能，逼死人。”
“这样吧。”他回到桌案前，提起了笔，“我给你们白鹿村，定一个章程。从今年起，三年之内，你们的粮税，就按前清的旧例，‘十税一’来交。三年之后，待到村里元气恢复，再按新政，逐年递增。你们看，如何？”
“十税一”！
白景琦和鹿显宗，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一丝难以置信的狂喜。他们没想到，竟能争取到如此大的让步！
两人连忙起身，对着孙县长，深深地，鞠了一躬。
“多谢大人体恤！我等，代白鹿村三百多口乡亲，谢过大人！”
……
回村的路上，骡车，走得很慢。
夕阳的余晖，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显宗叔，”白景琦开口了，打破了沉默，“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那本账册，怕是，没这么容易。”
“哪里。”鹿显宗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一个由衷的笑容，“要不是你，敢第一个站出来，跟县长讲理。我就是有再多的账册，也递不上去。”
他又看着远处，那已经能看到炊烟的村庄，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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