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座位，他翻开工作笔记本新的一页，拿起一支削尖的铅笔，写下一行时间，然后在后面记录了三个数字：23.7℃， 24.1℃， 25.0℃。这是过去半小时内，他放在桌角的那个简易温度计显示的数据。清晰的上升趋势。今天办公室的暖气片确实比往常烫手，下午走廊里碰到的维修工也嘟囔过，说老锅炉房水泵出了点问题，正在抢修，可能导致部分区域供暖不稳定。
巧合多得有点过分了。
他合上笔记本，金属线圈发出轻微的“啪”声。他抬起头，目光掠过墙上那个走得有些慢的方形挂钟。时针指向六点四十分。从他下午回到这间办公室，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没有任何同事或学生来敲门找他，桌上的内部电话也一声未响。
但他胸腔里那种被无形之眼注视的感觉，却越来越清晰。他知道，有人在听。不止听，可能还在看。
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因为久坐而有些僵硬的手腕和肩膀，然后走到窗边，握住窗框的把手，用力向外推开一条约十厘米宽的缝隙。深秋夜晚的冷风立刻呼啸着灌了进来，带着远处街道的尘土气息和潮湿的寒意，瞬间冲淡了室内的暖意。室温开始以可感知的速度下降。他没有关上窗户，而是将窗边书架上的一摞厚重的过期技术期刊搬过来，斜靠在窗框内侧，巧妙地挡住了大部分直接吹向室内的冷风，却让一股持续的、低温的气流恰好斜向吹过他的办公桌区域，尤其是桌面上那本夹着“密信”的旧书和待审批文件夹。
然后他坐回椅子，拧亮台灯。温暖昏黄的光圈笼罩住桌面一小片区域。他抽出一张空白稿纸，拿起绘图尺和铅笔，开始认真地画一个简单的滤波电路图。画到一半，他似乎对某个元件参数不满意，眉头皱起，停下笔，毫不犹豫地将那张纸揉成一团，随手丢进脚边的废纸篓。
他又重新抽出一张纸，这次写的不再是电路，而是一份格式标准的《实验设备采购申请报告》。内容极其普通：申请两台新型示波器，一批不同规格的焊锡丝，还有五十双防静电乳胶手套。在“防静电手套”这一项下面，他用笔特意重重地划了两道横线。
写完报告，签上名，他把它放进桌面上那个标着“待审批”的红色塑料文件夹里，并且将文件夹调整到桌面上最醒目、任何人一进来视线就会落到的位置。
完成这一切，他向后靠进椅背，抬手摘下了鼻梁上的眼镜。镜片上因为室内外温差而蒙了一层薄薄的白雾。他用衬衫下摆的内侧仔细地擦拭镜片，擦干净后重新戴上。世界再次变得清晰锐利。
他的目光，又一次投向那个沉默的灰色保险箱。
那盘磁带还在里面。何婉宁那半句被爆炸切断的话，也在里面。“工厂是假目标”——那么，真目标是什么？“真数据在”——在哪儿？被那声该死的爆炸盖住了。
他不相信那爆炸是意外。时机太巧，刚好卡在关键词出口的瞬间。
何婉宁不会无缘无故、冒这么大风险寄一盘实体磁带来。她知道这种传统载体有多容易被截获、被破坏。如果她判断必须用这种方式传递信息，那只说明一点：她当时可能已经处在极端受限的环境下，这是她唯一能接触到的、或许也是唯一有机会送出来的通讯工具。
而且，她故意只说了半句。这不是仓促间的失误，更像是一种精心计算过的策略。她要让截获或听到这盘磁带的人（无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以为，最关键的下半句线索被爆炸掩埋了，从而把所有的注意力和资源都导向破解这“半句话”、或者寻找那“下半句”的方向上去。
可真正的线索，会不会根本就不是那没说出来的后半句？
他想起何婉宁过往来信的习惯。早期落款总是规规矩矩的“顺颂商祺”，那是老一辈商人恪守的礼节。但在她父亲去世、家族企业陷入内部争斗那段时间，她的落款突然变成了简洁的“此致”，再无多余的客套。从那时起，她做出的每一个商业决策和私下动作，都变得更为果决、凌厉，甚至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狠劲。
这一次，这盘语焉不详、充满噪音的磁带，是不是她又一次运用了类似的障眼法？
他拿起钢笔，在稿纸空白处写下“假目标”三个字，又在稍下方写下“真数据”。在两者之间，他画了一条粗重的斜线，代表那声爆炸造成的断裂与掩盖。
如果“假目标”指的是她家族名下那个被各方盯上的工厂，那么，“真目标”会是什么？是她自己？是她掌握的真正技术核心？还是别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东西？
他盯着这两个词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道电光。他猛地站起身，快步走到墙边的资料架前，手指在一排排文件夹和图纸中快速掠过，最终抽出一份稍显陈旧的、蓝色封面的《港城东部工业区及港口布局详图》。展开泛黄的图纸，他的目光迅速锁定在标着“三号码头”的区域——那里被人用红笔画了一个醒目的圆圈，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备注：“1981年9月关停，设备清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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