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五月壬申日，魏征上奏疏，认为：“陛下向善的志向不如从前，闻过必改的态度比往日稍有减退，谴责惩罚增多，威严怒气略微严厉。由此可知‘地位尊贵难免骄傲，财富充裕难免奢侈’，这不是空话啊。况且拿隋朝的府库、粮仓、户口、兵力的强盛，和今天相比，怎能相提并论！然而隋朝因富强而躁动不安导致危亡，我们因寡弱而清静无为得以安定；安危的道理，清清楚楚摆在眼前。从前隋朝未乱时，自认为必定不会乱；未亡时，自认为必定不会亡。所以赋税徭役无穷无尽，征战讨伐不停不休，直到灾祸临头还未醒悟。照见身形没有比静止的水更好的，借鉴失败没有比灭亡的国家更合适的。希望陛下以隋朝为鉴，去掉奢侈，奉行节俭，亲近忠臣，疏远奸佞，趁着如今天下太平，践行往日的恭敬节俭，那么尽善尽美，实在无法用言语称赞。夺取天下确实困难，守住天下却很容易，陛下能完成那困难的事，难道不能保住这容易的事吗！”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温彦博长期掌管国家机要事务，凡是知道的事没有不办理的。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温彦博因为忧虑国事，精神耗尽，我见他身体衰弱，已经有两年了，遗憾没能让他享受安逸，最终未能长寿！”
丁巳日，太宗亲临明德宫。
己未日，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担任的刺史职位，都让他们的子孙世袭。戊辰日，又任命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除非有重大变故，不得罢免。己巳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秋季七月癸未日，天降大雨，穣水、洛水泛滥，涌入洛阳宫，毁坏官署、百姓房屋，淹死六千多人。
魏征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话有人相信，是因为信任在说话之前；同样的命令有人执行，是因为诚意在命令之外。’自从陛下治理天下以来，王道清明已经十多年了，但道德教化仍未普及，是因为对待臣下未能完全做到诚信。如今建立政事、实现治理，必定委托给君子；而事情的得失，有时却向小人询问。对待君子恭敬却疏远，对待小人轻慢却亲近；亲近就会无话不谈，疏远就会情感不通。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小聪明！但他们的才能不足以治理国家，思虑不能长远，即使竭尽全力、忠心耿耿，也难免会有失误；更何况内心怀有奸邪的人，他们的祸患难道不深重吗！即使是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错，只要不损害正道，就可以忽略不计。既然称之为君子，又怀疑他们不诚信，这和立起笔直的木头却怀疑它的影子弯曲有什么区别呢！陛下如果能慎重选拔君子，以礼相待、信任任用他们，还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吗！否则，国家危亡的日子，就难以保证了。”太宗赐亲手写的诏书褒奖说：“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志向骄傲懈怠，何曾身居三公之位，却不能直言劝谏，反而私下对子孙说，自夸自己明智，这是最大的不忠。得到你的劝谏，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应当把你的奏疏放在案头，把它当作自我警戒的工具。”
乙未日，太宗的车驾返回洛阳，下诏：“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只要能居住就行。其余的木材，供给城中毁坏房屋的百姓。命令文武百官各自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我的过错。”壬寅日，废除明德宫和飞山的玄圃院，把它们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八月甲子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言事的人都说我打猎太频繁；如今天下太平，军备不能忘记，我时常和身边的人在后苑打猎，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这又有什么损害呢！”魏征说：“古代的君王只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陛下既然让他们上书言事，就应该让他们尽情陈述。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对国家有益；如果不可取，也没有什么损失。”太宗说：“你说得对。”于是都慰问后打发他们回去。
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朝，统治年限长的有八百年，短的也不少于四百年，实在是因为用恩德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记的缘故。从那以后的朝代，长的六十年，短的才二十多年，都是因为对百姓没有恩德，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应当弘扬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为子孙后代建立万代基业，怎么能只维持当前的局面呢！如今的户口还不到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人却兄去弟归，在路上接连不断。陛下虽然下了恩诏，让他们减少劳役，但土木工程不断，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所以有关部门只是下发文书，却没有实际行动。从前汉朝的文帝、景帝，恭敬节俭养护百姓，汉武帝继承了他们丰富的财富，所以能穷奢极欲却不至于天下大乱。如果汉高祖之后立即传给汉武帝，汉朝怎么能长久存在呢！另外，京城和各地制造的皇帝用车、器物以及诸王、王妃、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不够节俭。即使早起晚睡，勤奋不懈，后代尚且会懈怠，陛下年轻时生活在民间，知道百姓的疾苦，尚且还这样，何况皇太子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经历外界的事情，陛下百年之后，这实在是陛下应当忧虑的事。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忧愁怨恨，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样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即使想后悔改正，也不能再保全国家了。所以应当在能够修缮的时候进行修缮，不能在失去之后再后悔。从前周幽王、周厉王曾经嘲笑夏桀、商纣王，隋炀帝也嘲笑北周、北齐，不能让后代嘲笑今天像今天嘲笑隋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天下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而百姓没有怨恨，是因为知道陛下忧虑挂念他们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十多斛粟，而百姓却抱怨叹息，是因为知道陛下不再挂念他们，多兴办一些不急需的事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况且用近来的事情验证，隋朝在洛口仓储存粮食，却被李密利用；东都积聚布帛，却被王世充借助；西京的府库也被我们国家使用，到现在还没有用完。积蓄固然不能没有，但关键在于百姓有剩余的力量，然后再收取，不能强行征收来资助敌人。用节俭来使百姓休息，陛下在贞观初年已经亲自践行过，在今天再这样做，本来就不难。陛下如果一定要为长远打算，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陛下对诸王的宠爱优待，有些过于优厚了，百年之后，不能不深入思考。况且魏武帝喜爱陈思王曹植，等到魏文帝即位，就囚禁了诸王，只是没有戴上刑具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对陈思王的喜爱，恰恰是让他受苦啊。另外，百姓之所以安定，只在于刺史、县令，如果选拔任用得当，那么陛下就可以端坐拱手，无为而治。如今朝廷只重视中央官员而轻视州县官员的选拔，刺史大多任用武人，或者是京城官员不称职才补任外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视。所以百姓没有安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奏疏呈上后，太宗称赞了很久。对身边大臣说：“刺史，我应当亲自选拔；县令，应当下诏让五品以上的京城官员各自推荐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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