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之后,暑气渐起,京中却吹着一股清冽的风。
太学门口那座用青竹与白布搭起的“万民立法台”,已在烈日下矗立三日。
竹棚四角悬着陶铃,随风轻响,像在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开口。
韩霁不设高台,只坐于地,面前铺开一张大纸,炭笔横陈。
百姓排成长队,有老农拄拐递上“官仓验粮须三人同入”之议,有寡妇颤声写“妇人立契当有证人署名”,也有孩童蹲下,在纸上一笔一划描出:“说谎官要挂陶片。”
那孩子不过七八岁,衣衫洗得发白,炭笔断了两次,仍不肯走。
韩霁问他为何反复写这一条,他仰头答:“我爹被税吏骗过。他说挂陶片,大家就会记得。”
韩霁心头一震。
当晚,他在灯下整理建言,两千余条逐一归类:赋役、田土、刑狱、妇孺、赈灾……每一条旁,都附上拾遗亭中对应的陶片拓本——那是百姓用泥土与血泪封存的证据。
江南水患那年,官府上报“颗粒无损”,可陶片上刻着一个名字和半句“粮换沙”。
坟地强占案里,判决书说“自愿让地”,可拓本背面是老人口述的哭诉:“他们烧了我的屋梁,说风水压了贵人。”
他将整套册子编订成卷,封面不题官名,只墨笔写下四个字:“非妄语,乃初心。”
次日清晨,内阁几位大学士打开案卷时,皆见此册静静置于公文之上。
有人皱眉欲斥,却发现连自己家中幕僚都在翻阅。
午后,街头茶肆已有人背诵其中条款,更有学子抄录张贴于国子监照壁。
萧澈在王府窗前听柳知秋禀报此事,指尖轻轻叩着砚台。
果然,礼部暗令司礼监查禁民间聚议,称“庶民妄议朝政,动摇纲常”;刑部几位老吏冷笑:“陶片也配作凭据?不如拿童谣判案。”可萧澈不动声色,反命崔砚铭以国子监祭酒身份发布策论试题:“若今法与贞元教训相悖,当守法乎?守义乎?”
考场肃静,笔落如雨。
三日后答卷呈送御前,皇帝翻看良久,忽而抬眼问萧澈:“这些学生,怎么处处引用《拾遗录》?那不是野史杂记么?”
萧澈跪坐垂目,声音平缓:“回陛下,野史未必虚,正史未必真。如今学子所引,并非文字,而是人证、物据、民声。他们问的也不是能不能改法,而是——什么才算公正。”
皇帝沉默良久,终将试卷留中不发。
但风向已变。
沈砚舟接到消息后,当即在独立修史院内设庭,举行“模拟重审”。
选的是十年前轰动一时的宗室夺田案:昌平伯强拆三十七户农舍,百姓告状十年,最终因“地契完备”败诉。
当年主审官如今已是刑部要员,冷笑观战,以为不过是书生演戏。
庭审开始,传统律法官依例出示地契文书,断言交易合法,无可指摘。
轮到拾遗证据团时,程砚秋起身,从箱中取出三地拾遗亭保存的物证:一块焦黑的屋梁残片,上面刻着“王家老宅,永不起拆”;一组陶契,记录每户搬迁前的土地丈量数据;还有十一段口述录文,由当年逃亡者亲述强拆过程,其中一人,正是如今在城南教书的老秀才。
“我们不要求推翻旧判。”程砚秋立于庭中,目光扫过众人,“我们只想证明——真相从未消失,只是被盖住了。”
庭下鸦雀无声。
最后,士子们匿名投票,结果揭晓:九成支持拾遗判决。
沈砚舟站起身,面对满堂官员,朗声道:“自今日起,修史院所存口述、陶契、物证,可作为庭辩参考依据。若有异议,欢迎来辩。”
无人应声。
刑部尚书抿紧嘴唇,却终究未阻。
因旁听席上,都察院监察御史程砚秋正执笔疾书,记录全程。
权力的天平,正在悄然倾斜。
数日后,苏锦黎巡行拾遗亭,见一老妇带着孙子前来留言。
孩子不会写字,便请人代笔:“我想上学。”苏锦黎蹲下身,问他为什么想读书,孩子小声说:“我会打陶铃节奏,老师说那是信火,不能灭的。”
她心头微动,抬头望向记忆塔方向。
阳光落在碑墙上,映出密密麻麻的名字,像无数未曾熄灭的星火。
原来他们早已不再等待恩赐。
他们自己点燃了光。
夜深,王府书房灯火未熄。
萧澈执笔批阅各地奏报,忽闻窗外铃声细细。
他抬眸,见苏锦黎立于廊下,手中握着一片新制陶片,上面只刻二字:“觉醒”。
“韩霁的册子,沈砚舟的庭辩,都不是我们推的。”她走进来,声音很轻,“是民间自己长出了骨头。”
萧澈凝视她片刻,忽然笑了。
“火种不用捧着,”他说,“它自己会跑。”
风穿庭院,檐角铃响不绝。
而在城西一处幽静别院,谢云澜正坐在灯下,手中摩挲着一枚小小陶铃。
窗外月色如霜,她久久不语,只是将铃轻轻放在案头,又取笔蘸墨,在纸上写下一行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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