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在整个小镇炸开了锅。
余灵芳蹲在灶台边，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听着隔壁邻居议论报名的事，心里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犹豫得寝食难安。
她太清楚自己的底子了。
中学没念完就赶上特殊时期，跟着知青们下地干活，后来当了民办老师，也只是凭着一股韧劲自学了点基础知识，跟正经读书的学生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可看着身边的知青、代课老师都挤着报名，那种藏在心底多年的大学梦，像野草一样疯长，最终还是战胜了心底的胆怯。
最让她犯难的是复习资料，那时候书本奇缺，有钱都买不到。
她厚着脸皮，找以前教过的、已经回城的学生借了本卷边发黄的旧课本，封面都掉了一半，里面的字迹密密麻麻，还有不少前人画的重点。
白天，她要带着几十个农村孩子认字母、学算术，忙得脚不沾地；到了晚上，等孩子们都放学回家，她就点起一盏煤油灯，借着微弱的火苗翻课本，煤油味呛得她喉咙发紧，眼睛熬得发酸，也只能硬撑着看几页，这就算是她唯一的“复习”了。
走进考场的那一刻，余灵芳的腿都在打软。
土坯砌的考场，木质课桌歪歪扭扭，桌面坑坑洼洼，上面还刻着乱七八糟的字迹，监考老师拿着花名册，眼神严肃地来回走动，空气里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她找好自己的位置坐下，手心攥得全是汗，连笔都差点握不住，心里一个劲地打鼓：完了完了，这么多人，自己肯定考不上。
政治试卷发下来，余灵芳松了口气，又瞬间提了心。
上面的题大多是时事热点，她平时没事就听村里的广播，偶尔也会借报纸看，凭着这些零散的积累，勉强能写出答案，可每写一个字，都要琢磨半天，生怕答得不对。
可翻到数学试卷，她瞬间懵了。卷面上的函数、几何题，那些陌生的公式和图形，像天书一样扎得她眼睛发疼，很多知识点她压根没学过，连题干都读不懂。
她咬着嘴唇，笔尖在草稿纸上胡乱画着，半天写不出一个完整的步骤，耳边全是周围考生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那声音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越听越慌，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写了几个模糊的步骤，心里没一点底，只觉得这科彻底砸了。
最让她头疼的还是语文。
文言文部分，那些晦涩难懂的字句，她几乎一个都看不懂，只能凭着字面意思瞎猜，连蒙带骗地写了几句；现代文阅读还好些，凭着自己当老师的语感，勉强能答个大概，可到了作文题，她盯着试卷上的两个题目，彻底卡壳了。
“跟着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和“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读起”，两个题目摆在眼前，她盯着看了足足十几分钟，笔尖悬在纸上，就是落不下去。
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自己当民办老师的日子：破旧的教室，孩子们冻得通红却依旧渴望知识的眼神，自己偷偷在煤油灯下自学英语、备课的夜晚，还有下地干活间隙，偷偷翻书的狼狈。
最终，她深吸一口气，笔尖落下，选择了第二个题目。
她写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就像我们这些在田埂上、课堂里坚守的人，没有像样的课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在黑暗里摸索前行，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迎来曙光。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优美的句式，可每一个字都饱含真情，把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期盼，还有这些年的委屈与坚持，都写进了作文里。
考完试，余灵芳走出考场，冷风一吹，她打了个寒颤，心里五味杂陈。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大概率是没希望了，可她一点都不后悔。
至少她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为自己的人生争取了一次机会，没有留下遗憾。
她沿着田埂往村里走，脚下的泥土沾在鞋底，沉甸甸的。
想起中学时，跟着知青们在田埂上劳动的日子，顶着烈日除草、收割，汗水湿透了衣衫；想起那些偷偷看书的夜晚，怕被人说“不务正业”，只能躲在柴房里，借着月光翻书，连大气都不敢喘。
忽然觉得，这场毫无准备的“裸考”，更像是对自己多年坚持的一场致敬，无关输赢，只为不负自己。
余灵芳的经历，不是个例。程东方和她一样，也是这场高考的“裸考者”，他们的故事，是1977年无数考生的缩影。
那一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全国，570多万考生，怀揣着同一个梦想，走进了考场。
其中不乏像他们这样的“老三届”毕业生，有的在工厂上班，每天围着生产线转；有的在农村插队，面朝黄土背朝天；有的已经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却因为一纸高考通知，重新拾起了尘封多年的课本。
他们没有充足的复习时间，有的只复习了十几天，有的甚至连课本都没看完；没有完整的复习资料，有的只有一本旧课本，有的只能借别人的笔记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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