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卢芹斋更狠,说凤冠上的珍珠有几颗缺了角,压价到三万银元。溥仪气得摔了杯子,却还是忍了——他急需钱填窟窿。钱紧送卢芹斋出门时,忍不住问:“卢老板,您这价压得也太狠了,就不怕遭报应?”
卢芹斋笑了,拍着钱紧的肩:“钱侍卫,你还是太年轻。这乱世里,宝贝在皇上手里是烫手山芋,在我手里才是钱。我转手卖给美国博物馆,最少能赚五万,这就是生意。”
钱紧看着卢芹斋的马车消失在租界口,心里堵得慌——皇上的宝贝,成了商人牟利的工具,可偏偏,皇上还得靠这些商人活。
好在天津的前清遗老多,“孝敬”成了另一笔进项。每逢过年过节,各地的旧官员、宗室子弟就往张园跑。1926年中秋,东北的张作霖派副官送来十万银元,还有两箱人参;1927年端午,山东的吴佩孚送了一箱金条,说是“助皇上复辟”。
钱紧负责登记这些“孝敬”,每次记账都觉得讽刺。有次江南盐商送来两万两银子,跪着说“盼皇上早日复位”,转头就跟管家打听“皇上和洋人关系咋样”——这些人哪里是盼复辟,分明是赌溥仪能东山再起,提前投资罢了。
溥仪也懂,却乐得装糊涂。他用这些钱在法租界买了三套洋楼,出租给洋行老板,每月租金两千银元;还让钱紧托人投资了天津的面粉厂,虽说第一年只分红三千银元,可也算有了稳定收入。那段日子,溥仪总跟钱紧说:“等攒够两百万银元,咱就去欧洲,买个庄园,再也不管这些破事。”
可这“欧洲梦”没做多久,就被日本人的橄榄枝打断了。1931年秋,日本关东军的土肥原贤二秘密来见溥仪,穿一身西装,说得天花乱坠:“皇上,我们帮您在东北建‘满洲国’,您当皇帝,每月给五十万日元经费,比在天津逍遥多了。”
“五十万日元是多少?”溥仪拉着钱紧偷偷算。那时一日元约合0.7银元,五十万就是三十五万,比天津的收入翻了三倍。钱紧却皱着眉:“皇上,日本人没安好心。您忘了甲午战争?他们帮您,肯定要拿东北的好处。”
溥仪摆了摆手,眼里闪着“复位”的光:“只要能再当皇帝,花他们点钱怕啥?经费是给朕的,怎么花还不是我说了算?”
1932年春,溥仪跟着日本人到了长春,成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可刚进勤民楼,他就傻了——日本派来的“御用挂”吉冈安直,像条影子似的跟着他,连五十万日元经费都要管。
“皇上,这笔钱要修皇宫,那笔钱要办登基仪式,您的私人开销,每月不能超过五万日元。”吉冈安直操着生硬的中文,语气不容置疑。
溥仪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朕是皇帝,花自己的钱还要你管?”
吉冈安直冷笑:“皇上的经费是‘满洲国’给的,‘满洲国’是日本帮着建的,自然要听我们的。”
钱紧在旁边看得清楚,皇上的脸瞬间白了——他这皇帝,连花钱的自由都没有。夜里,溥仪拉着钱紧叹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天津当寓公。”钱紧想了想,出了个主意:“皇上,不如趁官员觐见,让他们‘孝敬’点?就像在天津那样。”
溥仪眼睛一亮。果然,伪满的官员比前清遗老更会来事。吉林省长先来,送了块半斤重的金牌子,说“贺皇上登基”;奉天的煤矿老板更直接,送了十万日元,求着给煤矿挂“皇室特许”的名头。这些钱,溥仪不敢存伪满银行,就让钱紧偷偷换成金条,藏在勤民楼的地板下,还托人运了一部分回天津旧宅——他总觉得,日本人靠不住,金条才是退路。
可纸包不住火。1935年夏,吉冈安直发现了地板下的金条,直接闯进内宫:“皇上,您私藏经费,是不信任关东军?”溥仪吓得浑身发抖,钱紧连忙上前挡在他身前:“是奴才的主意!皇上怕冬天炭火不够,让奴才藏的,跟皇上没关系!”
吉冈安直盯着钱紧看了半晌,突然笑了:“钱侍卫倒是忠心。既然是误会,那就算了——不过皇上的私人开销,以后减到三万日元。”
事后,溥仪拉着钱紧的手,声音发颤:“多亏了你。不然今天这事,日本人肯定饶不了朕。”钱紧苦笑——他跟着皇上这么多年,从紫禁城偷运文物,到天津变卖宝贝,再到伪满藏金条,皇上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腰杆却越来越软。
1940年,钱紧奉命去天津取之前藏的金条。刚到旧宅,就听见院里有动静——是两个日本特务,正翻箱倒柜找东西。钱紧躲在门外,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趁特务转身的功夫,他冲进去把装金条的木盒抢过来,塞进墙缝里,自己却被特务按在地上。
审讯室里,特务拿着鞭子抽他:“溥仪藏了多少金条?说!”钱紧咬着牙不说——他知道,说了不仅自己没命,皇上也得遭殃。直到第三天,溥仪托人送来消息:“别硬扛,就说金条是用来补贴宫里开销的,日本人不会太为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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