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坐在新办公室的皮质转椅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天气阴郁，厚厚的云层压得很低，仿佛随时都要坠下来。
他手里的茶杯已经凉了，但他一口都没喝下去。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沉甸甸的，连呼吸都觉得不顺畅。
这几天，他一直在留意市局那位姓周的副局长。周副局长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办案不讲情面，不吃软也不吃硬，这么多年来不知挡了多少人的道。
眼下他手里正查着刘昌明的那桩案子，一条线索接一条线索地摸，越挖越深。再这么查下去，迟早要捅出大篓子，牵扯到的人只怕一个都跑不掉。
陈默不是没想过和他沟通，哪怕是暗示一下，可周副局长那双眼睛像能把人看穿似的，说话根本不接茬。
陈默知道自己这一步走得险，但他没得选。他拿起内线电话，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小李。
小李推门进来，脚步轻得几乎听不见。他是陈默从基层一手提拔上来的，聪明、利落，最重要的是，嘴严。
“领导，您找我？”
陈默没回头，仍然看着窗外，声音压得很低：
“周副局长那边，不能再让他查下去了。”
小李没多问，只是静静等着指示。
“你去想办法，弄点‘东西’，要快，要真。”
小李点点头，一句多余的都没问，转身就出去了。
不过三四天的工夫，一封厚厚的匿名举报信就出现在了省纪委的收件箱里。信里的材料做得极其逼真，有银行流水，显示周副局长在境外赌场持有股份，每年都有大笔分红进账。
更绝的是一段电话录音，声音经过处理，但语调、停顿、用词，都像极了周副局长本人，内容听起来像是在和人谈条件、要好处。
这封信就像自己长了眼睛，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最能引起重视的人手里。
周副局长这几天总觉得心神不宁。他干了三十多年警察，什么案子都经手过，什么风浪也见过，可这次，他总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像被人盯着似的。
他今年五十六岁，再干几年就该退休了。老伴儿总劝他：“别那么认真，有些事，得过且过。”可他做不到。他穿上这身警服的第一天就告诉自己：要对得起头上的国徽。
刘昌明的案子并不复杂，但越查，牵扯的人却越多。他隐约感觉到，这背后有一张网，一张很大、很密的网。他每拉出一条线，就有更多线头冒出来。
这天下午，他正准备去审讯室再提审一个关键证人，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纪委的工作人员，表情严肃，语气冰冷。
“周副局长，请您配合我们走一趟。”
老周一愣，心里那根弦终于绷断了。他没吵也没闹，只是默默站起身，拿起外套，跟他们走了出去。
走廊上有几个年轻警察探头看，眼神复杂。老周没抬头，他知道，这一次，可能真的回不来了。
陈默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开会。他面无表情地听完秘书的低语，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会议结束后，他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点了一支烟。
他并不常抽烟，除非是心里特别乱的时候。
他知道老周是清白的。那封举报信，是他授意人精心编造的。银行流水是假的，录音是剪辑的，一切都经不起细查——但只要启动调查，老周就必然得停职。
一停职，刘昌明的案子就会换人接手，线索自然就断了。
他想起老周那张脸，黝黑、粗糙，总皱着眉，看人的时候目光如刀。那是多年一线工作刻下的痕迹。老周也许不讨喜，但绝对是个好警察。
陈默深吸一口烟，烟雾呛进肺里，有点疼。他对自己说：没办法，这就是斗争。你不出手，别人就会对你出手。要想做成事，有时候就得用点不光鲜的手段。
可他心里还是像压着块石头，沉得他几乎站不直。
老周被带进问话室，房间不大，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挂着摄像头，红灯亮着，表示正在录制。纪委的人问他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带他来这儿，老周摇头。
“有人举报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这是举报材料，你可以看一下。”
对方推过来一个文件夹。老周打开，一页一页仔细地看。看着看着，他笑了。
“假的。”他说，“这些全是假的。”
“你怎么证明是假的？”
“我从来没出过国，更别说在境外有什么股份。至于这段录音——声音是像，但不是我。我从来没说过这些话。”
“但技术上初步鉴定，录音没有剪辑痕迹。”
“那只能说明做这东西的人水平高。”
老周语气平静，甚至有点嘲弄。他知道自己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现在他说什么，对方都可能觉得是在狡辩。
问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翻来覆去都是那些问题。老周始终一口咬定：诬陷，这是彻头彻尾的诬陷。
但他心里明白，一旦被贴上“被调查”的标签，他的信誉就完了。就算最后查清是冤枉的，他的职业生涯也基本到头了。没有人会再信任一个“有过嫌疑”的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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